鄧小平和蔣經國相識較早，彼此有一定瞭解。 1926年1月，鄧小平從法國巴黎到蘇聯，與蔣經國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但兩人不在一個班。 鄧小平在當時被稱為「理論家班」的中大第七班。 只有上大課時，鄧小平才會遇到蔣經國，兩人經常並肩坐在一起聽課。 鄧小平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管理20多人，負責評估團裡所有成員的意識形態和表現。 蔣經國是這個小組的成員。 可惜，歷史學者至今沒有找到鄧小平對蔣經國的評語報告。
鄧小平比蔣經國大6歲，但因為個頭矮，排隊時經常與年齡最小的蔣經國挨著站在一起。 一次蔣經國問鄧小平：「你幹嗎老是圍個圍巾，熱也圍、冷也圍？ 」鄧小平告訴他，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常去當清潔工，法國的清潔工都圍這麼一條圍巾。 經歷艱難磨煉的鄧小平以幹過清潔工為自豪：「這是在巴黎留下的習慣，不圍反而怪怪的。 ”
蔣經國 資料圖
蔣經國經常邀鄧小平一起去莫斯科河邊散步，並向他瞭解在巴黎的情況。 每當鄧小平聊起在法國勤工儉學和參加中共旅歐支部的經歷時，蔣經國都聽得津津有味，並盛情邀請鄧小平為壁報《紅牆》寫稿。 鄧小平正想找機會談一下在巴黎的心得體會，於是便連著寫了幾篇文章，交給蔣經國發表，效果非常好。 鄧小平的文章言簡意賅，觀點鮮明，蔣經國非常欣賞，常放在頭條位置。
在莫斯科留學時，蔣經國把鄧小平看成「大哥」和「學長」。 當鄧小平與國民黨右派同學谷正鼎和谷正綱等人辯論時，蔣經國往往站在鄧小平一邊，國民黨右派同學為此十分惱怒。
1927年，鄧小平離開蘇聯回國，兩人就再也未曾謀面。 後來，兩人分別成為國共兩黨的中堅力量。 這兩位昔日的同學，一直在海峽兩岸關注著對方。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蔣經國對「美國駐臺灣大使」安克志預言，鄧小平極有可能複出，因為大陸主流媒體一致抨擊鄧小平，顯然是黨內某些當權者（「四人幫」）忌憚他這位昔日同學東山再起的潛力。 安克志將信將疑，結果四個星期後，「四人幫」被粉碎，鄧小平回到北京。
1978年，蔣經國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同年，鄧小平復出後全面主持工作，蔣經國為此召開了一次緊急高級情報首長會議。 出席者都認為，鄧小平比毛澤東溫和，兩岸關係將趨於緩和。 蔣經國在聽完大家的發言後表示：「你們的評估都太樂觀，因為你們不認識鄧小平，但我認識他，我們在蘇聯一起學習過，他其實比毛澤東更為厲害，未來兩岸的情勢將比你們想像更為複雜。 ”
當年12月，解放軍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金門、馬祖的炮擊政策，國民黨軍隊也停止反炮擊。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議兩岸開放經貿、旅行和通郵。 廖承志也發表了致蔣經國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並表示願意訪問臺灣。
對鄧小平的這一波「和平攻勢」，蔣經國的反應敏銳而謹慎。 在當時「三不」佔據主流的政策環境下，他一方面謝絕廖承志的來訪，與大陸保持一定距離，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從長遠來看，對臺灣必然是利大於弊。 出於這樣的考慮，才有了後來的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的政策，為緩和兩岸關係邁出了歷史性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