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宅男

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

戊戌政變時期，清朝政府曾指責康有為「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以之作為維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狀。 當時道路傳言，議論紛紛，史籍、筆記中多有記載。 但是，由於這一消息過於聳人聽聞，康有為對此又一直矢口否認，多年來，歷史學家們大都不予置信。 實際上，它確有其事。 康有為不僅曾準備「劫制」西太后，而且曾準備乘機捕殺。 筆者于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獲得了可靠的證據。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將譚嗣同、楊深秀等六人處決。 次日，以光緒皇帝的口氣發佈上諭說：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党，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察覺，立破奸謀。 又聞該亂党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髮指。 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 康有為學術乖僻，其平日著作，無非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之言。 茲因其素講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官報局，乃竟逗留輦下，構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


中國並不是一個法治傳統很盛的國家，單憑「惑世誣民」「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一類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為，處決譚嗣同等人，「上諭」特別提出「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顯然事出有因。

據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一書記載，政變前夕，當西太后盛怒還宮時，曾指責光緒皇帝說：「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 」又說：「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 」 惲毓鼎曾隨侍光緒多年，上述記載自非無根之談。 費行簡的《慈禧傳信錄》一書所記與惲書大體相同，但更明確。 它記西太后大罵光緒說：「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統，自四歲入宮，調護教誨，耗盡心力，爾始得成婚親政。 試問何負爾，爾竟欲囚我頤和園，爾真禽獸不若矣！ 」 《清廷戊戌朝變記》所載亦同。 西太后責問光緒說：「康有為叛逆，圖謀于我，汝不知乎？ 尚敢回護也！ 」 綜觀上述材料，可以確定：西太后認為，光緒皇帝和康有為串通，準備將她囚禁于頤和園，因而才有前述二十九日的上諭。

對清政府的指責，康有為多次矢口否認，反說是袁世凱的離間計。 1908年，他在《上攝政王書》中說：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發憤于中國之積弱，強鄰之侵淩，毅然維新變法以易天下。 其時慈宮意旨所在，雖非外廷所能窺伺，就令兩宮政見小有異同，而慈孝感召之誠，終未嘗因此而稍殺。 自逆臣世凱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陰行離間，遂使兩宮之間常有介介，而後此事變遂日出而不窮，先帝所以備曆艱險以迄今日，實惟此之故。


康有為這封信的主旨在於說明光緒「仁孝」而西太后「慈」，因此說了許多違心的話，如所謂「慈孝感召之誠」云云，即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康有為進一步聲稱：「推袁世凱所以造出此無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凱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頗為廷臣所屬目，而盈廷洶洶，方與新政為難，世凱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極毒之惡謀，如俗諺所謂苦肉計者以自求解免，此戊戌冤獄之所由起也。 」康有為的這段話實在沒有多少說服力。 袁世凱為了自求解免，向榮祿、西太后邀寵，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謀圍頤和園」一類的謠言來呢？ 須知，一經查實沒有此事，袁世凱的欺誑之罪也不會很小。 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是不會這麼幹的。


然而，「謀圍頤和園」一說確實出於袁世凱。 他的《戊戌日記》對譚嗣同夜訪有詳細的記載，內稱：


（譚）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開榮某謀廢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 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朱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朱諭宣讀，立即正法。 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佈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 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 予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 」譚雲：「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


袁世凱自認，是他向榮祿告密的。 袁在日記書後中稱，他寫這篇日記，是為了「交諸子密藏」「以征事實」 。 當然，袁世凱為人陰險奸詐，他的話不能輕信，必須以其他材料驗證。

王照逃亡日本後在與犬養毅的筆談中說：

梁啟超、譚嗣同于初三夜往見袁，勸其圍太后，袁不允。

在維新運動中，王照與康有為關係密切。 當新舊兩派鬥爭日益尖銳的時候，康有為曾動員他遊說聶士成率軍保衛光緒。 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之際，康有為又曾

和他一起商議，「令請調袁軍入京勤王」 。 因此，他的話不會沒有根據。

李提摩太在《留華四十五年記》中說：

在頒佈維新諭旨時，守舊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計畫，可能很快地使中國毀滅，他們懇求慈禧將一切的政權都掌握在她自己手裡。 她下諭秋天要在天津閱兵。 皇帝恐怕在檢閱的藉口之下，慈禧將要奪取擁有權柄，而把他放在一邊。 維新黨催著他要先發制人，把她監禁在頤和園，這樣才可以制止反對派對於維新的一切障礙。 皇帝即根據此點召見榮祿部下的將領袁世凱，計算在他的支援下，帶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宮殿。

又說：

維新黨都同意要終止反動派的阻力，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慈禧關禁起來。


李提摩太是康有為替光緒皇帝聘請的顧問，參與維新機密。 光緒求救的密詔傳出之後，康有為、譚嗣同曾分別拜訪他，和他一起商討「保護皇帝」的辦法。 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憶自然也不是捕風捉影之談。

許世英在回憶錄裡說，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聽到「圍園」的有關傳說，曾經跑去問劉光第，劉說：「確曾有此一議。 」 許世英的回憶錄寫于晚年，他沒有說謊的必要。

梁啟超記譚嗣同夜訪袁世凱時說：

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 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複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史家們千萬不能忽略這「肅宮廷」三字，如果不對西太后採取措施的話，宮廷又如何能「肅」呢？

西太后是維新運動的最大障礙。 殺一個榮祿，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由殺榮祿而包圍頤和園，處置西太后，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事實上，維新派早就有過類似想法。 康有為聲稱，如果要「尊君權」「非去太后不可」。 楊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時若有人帶兵八千人，即可圍頤和園，逼脅皇太后。 ”


最可靠的確證是畢永年的《詭謀直紀》。 畢永年，湖南長沙人，會黨首領，譚嗣同、唐才常的好友。 戊戌政變前夕到達北京，被引見康有為，受命在包圍頤和園時，乘機捕殺西太后。 《詭謀直紀》是他關於此事的日記，節錄如下：


二十九日...... 夜九時，（康）召僕至其室，謂僕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 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閱時弑皇上，將奈之何？ 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 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 ”……

八月初一日，僕見譚君，與商此事，譚雲：「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且使皇上面諭，我將奈之何！ 我亦決矣。 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 」午後一時，譚又病劇，不能久談而出。 夜八時，忽傳上諭，袁以侍郎候補。 康與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絕曰：「天子真聖明，較我等所獻之計尤覺隆重，袁必更喜而圖報矣。 」康即起身命僕隨往其室，詢僕如何辦法。 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但當定計而行耳，然僕終疑袁不可用也。 」康曰：「袁極可用，吾已得其允據矣。 」乃于幾間取袁所上康書示僕，其書中極謝康之薦引拔擢，並雲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康謂僕曰：「汝觀袁有如此語，尚不可用乎？ 」僕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僕為何事？ 」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為參謀，以監督之，何如？ 」僕曰：「僕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異志，非僕一人所能制也。 」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 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汝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可也。 ”……

初三日，但見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紛紛奔走，意甚忙迫。 午膳時錢君告僕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 」僕曰：「兄何知之？ 」錢曰：「頃梁君謂我雲：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時，只言廢之，且俟往圍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未知畢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語。 然則此事顯然矣，將奈之何？ 」僕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為成濟也，兄且俟之。


成濟，三國時人，司馬昭黨羽，曾以劍刺殺魏帝曹髦。 此件大約寫作于1899年年初。 當時，畢永年和康有為矛盾已深，寫成後交給了日本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給了日本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 同年2月8日，小田切萬壽之助將它上報給日本外務次官都築馨六。 它為了解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的有關活動提供了最確鑿的材料，它所記載的某些情節也可與其他材料互相印證。 例如捕殺西太后的人選，除畢永年外，還曾急催唐才常入京，這正與袁世凱《戊戌日記》所載譚嗣同稱「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相合。 又如它記載康有為告訴畢永年，已派人往袁處離間袁世凱與榮祿之間的關係，這同《康南海自編年譜》的說法一致。 當然，也有個別情節不准確，例如它記夜訪袁世凱的為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三人，這是因為譚嗣同沒有將全部真實情況告訴畢永年，出於猜測之故。

在《上攝政王書》中，康有為說：「今者兩宮皆棄臣民而長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終極，過去陳跡漸如煙雲。 雖然千秋以後之史家，于戊戌之事豈能闕焉而弗為記載，使長留謀頤和園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則天下後世非有疑于先帝之孝，則有疑于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將有疑于大行太皇太后之慈。 」為了維護封建倫理，康有為力圖否認有關事實。 他沒有想到，這一「疑案」終於得出了違反他意志的「表白」。 歷史是糊弄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