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ma Simonette/ BBC
皮拉爾·加朗（右）與嫂嫂瑪麗亞。
當皮拉爾·加朗（Pilar Galang）拄著拐杖進入一個滿是八旬婦女的房間時，她突然不記得自己為什麼穿著她最喜歡的花裙子。這位88歲的老婦看了她的嫂嫂瑪麗亞·奎蘭唐（Maria Quilantang）一眼，這是一個提示，讓她記憶重新回來。這兩個女人又一次參加了二戰時期的「慰安婦」聚會，而所謂的慰安婦是那些被迫進入二戰日軍在韓國、菲律賓、台灣、中國和印尼軍事妓院的女人。
在馬帕尼基（Mapaniqui）這個菲律賓的農村，大約有20多位婦女，是菲律賓的最後一批慰安婦倖存者。
年幼時，她們被從家中帶走，在灰塵飛揚的道路上被拖著關進一個紅色的房子，反覆遭到日軍強暴。現在她們已經80或90多歲，仍為了從日本獲得公開道歉和賠償而奮鬥。
但這些心願都在數十年來一直無法實現。
她們向願意聆聽的人講述自己的創傷，希望自己即使記憶逐漸模糊，也不會被世界遺忘。
當時他們有將近20萬人，大多數是韓國人。在韓國，他們的數量現在已經減少到九人。台灣最後一位已知的慰安婦倖存者在今年5月去世。日本拒絕面對其戰時過去和支付賠償金，這一點一直是該國與鄰國之間緊張關係的源頭。
在1951年與日本簽訂的和平條約中，菲律賓同意放棄對戰時賠償的索償權。儘管這些前慰安婦表示不承認這一點，但菲律賓作為日本的主要發展援助來源，一直不願意向東京施加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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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當地女子被從家中帶走，在灰塵飛揚的道路上被拖著關押進入一個紅色的房子，反覆遭到日軍強暴。
「我們希望在我們去世之前能獲得正義，」要求索償的慰安婦中的「組長」，也是最直言不諱的瑪麗亞告訴BBC，「我們只剩下幾個人，而且我們都已經走入暮年。」
在一個酷熱的下午，這個自稱為 「Malaya Lolas」（自由祖母）的團體，以菲律賓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用緩慢的無伴奏詩句來說唱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我們哭泣，我們乞求一點同情。他們那野蠻的心只渴望滿足。在我14歲時，我被狠毒地侵害了……」 這個團體唱道。
瑪麗亞則開始說些笑話，讓其他祖母們感到輕鬆些。她告訴她們，在觀眾面前唱歌，跟平常唱卡拉OK沒有什麼不同。而且，咀嚼檳榔可以舒緩一切焦慮。
之後，她變得嚴肅起來。她八歲時在那個位於稻田中間的紅房子裏被強暴。直到今天，她每次從高速公路對面看到那座房子時傷痛都會湧現。因為，那間殘破的房子仍然在那邊屹立不倒，現在吸引著對鬼怪故事感到好奇的人士和一些歷史學家。
在這些祖母們居住的村子，還有許多二戰時期就存在現已殘破的房子。村莊位於首都馬尼拉以北兩小時車程的坎達巴（Candaba）鎮，盛產鴨蛋和養殖鯽魚，現在不再以其過往黑暗的戰時歷史而聞名。
瑪麗亞說這場災難奪走了她的童年，以及原本可以有的良好教育和幸福的家庭生活。
瑪麗亞告訴BBC，其他日常平凡的事物也會引發她的過往回憶。當她看到被雨水浸濕的土壤時，她會回憶起被囚禁期間，她唯一的飲水來源是犁耕稻田的水牛踩過，留下的深深腳印中的水。
她說，「我們背負著相當沉重的負擔」。
「但我小時候有很多夢想」
瑪麗亞說這場災難奪走了她的童年，以及原本可以有的良好教育和幸福的家庭生活，但她的父親在戰爭中去世：我本可以穿漂亮的衣服，成為一個可愛的小女孩。相反，我們不斷地搬家，一直害怕日本人。」
然而，她自認為自己很幸運，因為她嫁給了一個農民並且組建了家庭。許多其他菲律賓慰安婦在社區和自己的家庭中遭受歧視。
克魯斯女士：94歲的她是這個慰安婦團體中年紀最大的人之一。
馬克西瑪·德·拉·克魯斯女士（Maxima dela Cruz）也非常希望參加當天下午的聚會，但她無法參加，因為她臥牀不起。94歲的她是這個團體中年紀最大的人之一。
她透過家中的窗戶看著馬帕尼基鎮的悠閒日子過去。在年輕時，她是「自由祖母」最積極的支持者之一。
「我參加過這麼多抗議活動。我去過日本、香港，甚至歐洲，」她說道。
「律師幫助我們到了這些地方。雖然我的身體現在虛弱，但所有的一切對我來說仍然清晰，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
克魯茲表示，戰後，她被迫工作，無法上學，因為她必須在父母的農場幫忙。她16歲結婚時，她清楚地記得家人分享了一整只雞，而不是舉行婚宴。
「如果日本能給我們一點生活費就好了，」她說道。
對於「自由祖母」來說，回憶過去總是一種心靈上的寄托，他們的律師弗吉尼亞·蘇亞雷斯（Virginia Suarez）告訴記者。
「對她們來說，以歌曲的形式講述自己的故事是非常解脫的。當你經歷了她們經歷的事情，你無法保持沉默。因為那會是額外的折磨，」 蘇亞雷斯補充說。
日本堅持菲律賓婦女尋求賠償必須得到菲律賓政府的支持。「自由祖母」曾向菲律賓政府提出相關要求，甚至上訴到最高法院，但未能成功。
「自由祖母」們向「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CEDAW）提出申訴，該委員會在今年3月裁定馬尼拉必須對這些祖母進行賠償，並為他們數十年的苦難和被歧視的際遇公開道歉。
「對這些在菲律賓過去被噤聲、被忽視、被忽略並被抹去歷史的受害者來說，這是一個象徵性的勝利時刻，」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委員馬里恩·貝塞爾（Marion Bethel）表示。
蘇亞雷斯律師表示，自從CEDAW的裁決以來，政府機構已向她的客戶發放了數千披索的援助。但她補充說，她們將永遠不會停止爭取日本的道歉。
「對於『自由祖母』來說，道歉真的很重要，因為它是對錯誤作為的承認，」她說。
她又強調，「日本對她們犯下了非常嚴重的罪行。世界不應該忘記這一點，日方該為此付出代價。」
對瑪麗亞來說，只要有人願意聆聽，她們的戰鬥就會繼續。「我們是一個非常緊密的朋友團體，也有很多人在幫助我們。我們想要正義。只要有人邀請我們，我們就會繼續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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