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的來龍去脈
近期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爭端有了新的發展，日本右翼再次引起中國媒體的注意和譴責。很多年來，大凡在日本發生了讓中國不高興的事情，這邊的宣傳都歸罪於“一小撮”右翼分子的搗亂。日本右翼在中國很出名，超過了電視明星小澤瑪利亞，其面目與身體卻模糊不清。他們究竟有何主張？為什麼總是“反華”（根據中國宣傳機構的批判常用詞）？幾乎無人追究。其實，日本右翼的觀點比較接近中國的左派。在日本，方向盤在車的右側，車靠路的左側行駛。在交通規則上，日本的右即是中國的左，在政治光譜上也大致如此。但日本所謂的左翼卻是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中國的右派。概念有點混亂，好在本文不討論日本左翼。右翼主張日本右翼發源於明治維新時期，一般認為鼻祖是頭山滿（1855-1944），一個下級武士，廢藩後是“浪人”（在中國很有名的浪人大致可以被歸入右翼。他們忠於國家，相信暴力）。美國學者哈瓦特。諾曼說，頭山滿與納粹驚人地相似。頭山滿是玄洋社的創始人之一。在當初的風氣中，玄洋社的宗旨是爭取自由和民權。到了1880年代中期，玄洋社和日本國家一起向右轉，轉為擴張“國權”，主張日本領導亞洲，對抗白種人，以武力擴張。在玄洋社之後，產生了許多右翼團體，黑龍會被認為是其嫡出，也是中國人熟悉的組織。黑龍會是日本大陸擴張的先鋒隊。頭山滿是黑龍會的顧問。實際上，一直到死，頭山滿都是日本政界有影響的人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日本要繼承德國的在華權益，更提出擴張的“二十一條”，激起了“五四運動”。 1919年，黑龍會成員北一輝（1883-1936）在上海，聽到反日呼聲。然後，他用一個月的時間寫完了《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在《大綱》中，北一輝提出發動政變，推翻舊制度；以此“發動天皇大權”；停止實施憲法，解散議會，發布戒嚴令；限制私有財產；保護勞動者權利。在民權之後是“國權”，國家有開戰的積極權力。北一輝認為，日本應向英國、俄國開戰，奪取他們的土地。如果這就是侵略主義、軍國主義，那麼，日本應該在“全世界無產者階級的歡呼雀躍中，加冕此黃金之冠”。在《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一書中，作者堀幸雄把北一輝的立場歸為“國家社會主義”。 ww石原莞爾（1889-1949）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之一，目標是佔領“滿蒙”。他期待由日本為漢族“造福”。他的更大目標是建立“東亞聯盟”，以天皇為盟主。在1939年發表的《昭和維新論》中，石原把日本“國體”規定為具有日本特色的“獨自唯一的存在”，為上層官僚的倒行逆施張目。石原的戰略目標是有限的，但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一發不可收。 1941年，他一向公開蔑視的東條英機當上首相，而他於同年以中將軍銜轉入預備役。戰後，石原承認了他的錯誤，反對日本重新武裝，提倡以和平方式建立“東亞聯盟”。堀幸雄說：“幾乎所有的國家主義者都只知道以破壞為己任”，北一輝和石原莞爾是描繪過國家“藍圖”的罕見人物，不是專一破壞。因此可以說，北一輝和石原莞爾是最出色的日本國家主義者。日本政治學者、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把1931-1936年定為“法西斯主義的第二期即成熟期”。在此期間，右翼團體從民間向軍隊發展，能量加大。日本陸軍的右翼分為皇道派與統制派。皇道派特別注重精神力量，主張天皇親政，他們認為人是最重要的，對於他們不滿意的人物，常用的辦法是刺殺。統制派比較注重製度，主張統制經濟（不完全的計劃經濟），他們原來有暴力革命的想法，後來放棄了。 1935年，在陸軍省內，統制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鐵山被另一名軍人用刀劈死，該派受到打擊。北一輝《大綱》的基本方針就是“政變”。在他的《大綱》激勵下，1936年，皇道派在東京發動“二二六事變”。失敗後，北一輝被判死刑。此後，近衛文（以皇道派自居）、東條英機（統制派成員）先後就任首相，不斷推動戰爭。前者加快向中國大陸的軍事擴張，以盧溝橋事變為起點；後者則挑起對美國和英國的戰爭，以偷襲珍珠港為起點。戰敗投降後，日本人平靜地接受了戰勝者。美國人沒有清算戰爭責任者，而日本政治家們把國家主義作為輔助勝利者、凝聚失敗者的手段。岸信介是戰前統制派的官僚成員，先後擔任東條內閣的商工大臣和國務大臣，負責戰時的統制經濟。這位甲級戰犯於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因為1960年1月新的《日美安全條約》引起國內的反對，他的內閣於當年6月垮台。日本的國家主義經過了平穩過渡。統制經濟有功於戰後的經濟起飛，也很有功於過去20年的經濟不景氣。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國家主義不像戰前那麼囂張，這也許是因為機會沒到吧。思想溯源把日本右翼的遠方源流放在對右翼介紹的後面，不是倒錯時間的流向，而是為了突出近現代。現實政治問題可以追溯到哲學思想和戰略思想。但我們必須小心，不可過度詮釋這種追溯。日本人把天皇當作神，萬世一系。在相當於中國隋朝的時期，聖德太子（574-622）制定憲法，以“和”為第一原則。這是“大和”的來歷。由此，日本建設和諧社會已經有1400多年的歷史。但這個社會等級森嚴，且有一個神。神是天皇，不可推翻。這迥異於中國的統治權位於道德之下的思想傳統——如果統治者失去了崇高的道德，也就失去了統治的合法性。日本和諧社會的核心是“忠”。森島通夫在《透視日本》中說：“在中國，儒教的'忠'，其含義是對自己的良心或自己本身應當誠實。但在日本，則被解釋為對君主的忠誠。”其實，中國的“忠”具有兩面性，既有對良心的忠，也有對帝王的忠。日本只學去了不好的一面。日本儒學中少有“仁”，而日本化的佛教日蓮宗有暴力傾向，這兩個特點在20世紀很突出。到了明治維新時，日本想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天皇不僅是高高在上的神，還直接指導國家政策。這是日本學習德意志帝國憲法的結果。 1882年頒布的《軍人敕語》、1890年《教育敕語》，都要求“忠君愛國”，在軍隊和學校培養愛國者。日本人緊密地團結在天皇周圍，愛國情緒也高漲了，右翼就在這個背景下產生和壯大，各派都把無限忠於天皇作為他們的第一要務。那時，世界的殖民擴張還沒有結束。日本是一個好學生，無法抵制跳上殖民主義末班車的誘惑，擴張勢在必行。但是，日本文化中缺乏戰略思想，而這種缺乏又是由哲學思想的缺陷造成的；而地理的原因則是島國的先天缺陷。因此，右翼推動的軍事擴張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說，日本缺乏思想的坐標軸，即缺乏“力圖定立自己的歷史地位的那種核心性的”思想傳統，日本因此喪失自我。其實，這個判斷也大致適合今天的中國。 （*作者最近新書《地緣大戰略》兩卷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