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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由“外來政權”創造的歷史奇蹟。趙無眠。　　一個王朝傾塌了。這個世紀一開局，它就呈現一派行將崩潰的敗相：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攻占北京，賠款求和，與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革命黨接二連三發動起義，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後駕崩，江山社稷落在隆裕太后和三歲小皇帝宣統這一對“孤兒寡母”手上……。更早些，自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捻回之亂、中法安南之戰及中日甲午戰爭以後，這個王朝的氣數就幾乎已被消耗殆盡，只等最後一根壓垮駱駝的稻草降臨了。事實上，它能夠硬撐著拖一副遲滯的腳步，走到這個使人類社會發展最快、改觀也最大的二十世紀來，而且竟還搖搖晃晃地繼續走了十來年，本身便是一個奇蹟。應該說，在中國歷代王朝的結局中，清王朝的結局是最為幸運的。雖說是一場革命，卻沒有經歷大規模的流血征戰；雖說搞了點宮廷政變，卻也沒有大動刀兵，鬧到大家的臉上都不好看；雖說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最後卻也咸與共和，——除了外蒙，——基本上保持了中國的完整，沒有重蹈“合久必分”的覆轍。退位的皇帝還享受極為優厚的政治待遇與經濟待遇，這也算是“史無前例”的：皇帝尊號不廢，仍居宮禁，每年享受政府津貼四百萬元，王宮世爵“概仍其舊”。直到辮帥張勛進京唱了一出複闢的戲，才被日後的馮玉祥作為藉口，派兵把遜帝從故宮大院裡趕了出來。誰教你先輸了理，聽信人家的唆使吃那十幾天的回頭草呢。不過也沒拿他怎麼樣，趕是趕出來了，房地產帶不走，細軟可是盡他扛。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事，距“大清帝國”的匾額從歷史舞台上摘下來，已經十三年了。然而中國人對於清朝，多半沒有什麼好印象。它是末代王朝，中國上千年封建專制的帳，似乎都要記到它頭上。就像任何一個朝代的全部罪惡，都要由它的末代皇帝來承擔一樣。它不但為後人提供了舊制度最直觀的、令人記憶猶新的反面教材，甚至還要為民國以後的許多臭事負責，——竊國大盜袁世凱專權，軍閥混戰，列強繼續欺侮壓迫中國，貧窮、落後、愚昧……。所有的這些不幸，都可以追溯到慈禧太后，那個據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壞的女人中活得最久的女人：她割地賠款，鎮壓變法，一次次阻擾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致使具有悠久文化傳統和崇高國際威望的中國，淪為任列強宰割的“東亞病夫”。這樣的政權沒什麼可說的，早就應該推翻了。為革命奔走呼號的孫中山，被尊為“國父”，受到影響中國歷史甚劇、相互合作但主要是殘酷爭鬥幾十年的國共兩黨一致崇敬。以革命而不是以改良的手段，以共和而不是以君主立憲來取代舊制度，乃大勢所趨，民心所向，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幾乎是沒有疑義也無可置喙的了。直到文革結束，文化界才有極少數人提出，假設當年不用革命這樣激烈的手段，而只是漸進地改良，情況也許會比已經發生的這幾十年的歷史要好得多。畢竟剛剛經歷過“不斷革命”的磨難，一切關於革命的反思都容易為人所理解；畢竟“前清”早已成遙遠的過去，是前朝的前朝了，對它的品頭論足更不妨肆無忌憚。 ——假設不經革命，而代之以溫和的改良，君主立憲，議會選舉，逐步引進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中國會是怎樣一番景象呢？那就不會有後來的軍閥混戰，不會有列強擴展和強化各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不會有國民黨、共產黨先後坐大的一黨專政，不會有殘酷無情的清黨、內戰和階級鬥爭，不會有瘋狂的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雖然有一句名言：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人們還是喜歡作各種各樣的假設。不光是那些天真的、善良的人，就連許多歷史學家，許多識見不凡的思想家，都常常對各種各樣的歷史作各種各樣的假設和推斷。因為研究歷史的目的，除了文化積累的意義，還有鏡鑑的作用。所謂“不能假設”，其實是我們對已然發生且無可逆轉的歷史事實發出的無奈嘆息。是的，百日維新的失敗，使清政權喪失了改良的最好時機。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既死，整個王朝已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執掌政權，更不要說做好立憲、建立議會制度這樣大幅度變法、改革祖制的事了。革命黨躍躍欲試，到處謀殺、起義、暴亂，各地新軍連朝廷都難以節制和調令，天下根基已動，大廈將傾，改良從何談起？當時的情勢，不是改良比革命好或不好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改良的可能的問題。當然，這裡還可以再“假設”，如果革命黨人不那麼鬧的話，如果讓朝廷有一個“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從從容容地、因循漸進地完成它的本應在十年前推行完成的變法，——或稱改良、改革，也許中國可以贏得差不多半個世紀的發展時機，提前進入現代化強國的行列，進而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發生在這個世紀最初十年的大論戰，——革命還是改良（改革），——注定要在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再拿出來論戰一次。有人提出，不流血（改革）總比流血（革命）要好。另一些人則提出，不流血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比流血的改革（如戊戌變法、六四）要好。其實，這好那好，也都是在假設歷史。辛亥革命並不是沒有流血，只是相較於以往的改朝換代，尤其是這樣一個龐大王朝的崩潰，沒有發生持續的大規模的戰亂和流血。戊戌變法“六君子”死得固然慘烈，畢竟只是朝廷內部極少數人作出的犧牲，遠不能跟後來發生的革命相比。至於六四，牽涉到許多另外層面的問題，本書擬在最後一章再作討論。革命推翻的只是政體，並不能保證推翻獨裁。最經典的法國大革命就不用說了，本世紀發生的俄國革命，古巴革命，柬埔寨革命，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伊拉克的革命，結果都是如此。中國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袁世凱上台，民主共和成了一句空話，最後連空話也不要了，乾脆恢復帝制。袁世凱當然是很糟糕的一位，要是換了孫中山，可能會要好得多。不過細究起來，也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孫中山不戀權位這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一旦要掌權，就必須是他絕對的個人權威，說穿了也就是獨裁。一個政治家，同時受到兩大相互敵對、都以擅長專制獨裁聞名於世的政黨崇敬和擁護，他本人會不獨裁到哪裡去，我實在是懷疑。孫中山在他自己的黨內排斥異己，大事一個人說了算；號召黨員向他宣誓效忠，以黨齡的長短封官許願；對外推崇師法無產階級專政的創始人列寧，一心想走俄國的道路；……他的悲劇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幸運也在於此。他還沒有來得及當上獨裁者就死了。也許，他會是一位“好的”獨裁者，但誰也保證不了他不會是一個獨裁者。一個人只要當上獨裁者，好壞就由不得他了。而且古今中外的大獨裁者，大多有優秀的素質與過人的、持久不衰的魅力，正是這些素質和魅力使他取得追隨者們的信賴、擁戴和服從，並通過他們以他的意志為全民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就連孫中山也只是假設。歷史選擇了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一點也不過分地說，這是許多壞選擇中最壞的一種選擇。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又一個大災難，都是從這第一個選擇開始的。慈禧太后是清朝最大的敗筆，史學家們都認為，近三百年的國運全斷送在她的手裡。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人物，也並非一無是處。 “同治中興”便是她大膽打破滿漢界限，起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一大幫漢臣的結果。這些漢人名臣，包括後來的沈葆楨、劉坤一、張之洞、劉銘傳等人，皆有較為開明進步的頭腦，官至封疆大吏。很難想像，一個能夠如此知人善任的最高獨裁者，果真會壞到一塌糊塗的地步。　　清王朝的悲劇，是時代造成的。此前中國，說是“超穩定結構”也好，說是“循環反复”也好，一直處於封閉、獨立的自我發展狀態。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裡，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發達，居於世界前列。但是，西方的文藝復興及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興起，使中國開始落後於世界潮流，並迅速而非逐漸地與先進的西方國家拉大距離。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開始走向任被列強欺侮宰割的境地。這一史實，中學生都是應該知道的。我們從簡單的歷史讀本中都可以查到，清政府是怎樣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單舉領土的喪失──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割讓香港；
一八五八年中俄璦琿條約，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領土；
一八六○年中英北京條約，割讓香港對岸之九龍；
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條約，割讓烏蘇里江以東領土，約九十萬三千平方英里；
一八七四年中日和約，承認屬土琉球王國為日本領土；
一八八五年中法和約，承認安南脫離宗主國中國，成為法蘭西的保護國；
一八八六年中英緬甸條約，承認屬土緬甸劃歸英國；
一八九五年中日馬關條約，放棄朝鮮的宗主權，割讓遼東半島（後經俄法德三國干涉，歸還中國）、台灣及澎湖列島。這還不包括那些鐵路、通訊、礦產的經營權，不包括租界和龐大得如同天文數字的巨額賠款。經營權及租界以後可以收回，白花花的銀子將來可以再掙，領土的喪失卻幾乎是永久的。二次大戰結束，收回台灣、澎湖列島；一九九七年七月，收回香港、九龍。其餘那些土地，再也不是“莫非王土”，再也不是咱們的啦。不過冷靜地想想，清朝丟失的這些領土、屬土，絕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國的。尤其是黑龍江以北的全部、烏蘇里江以東的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關帶給中國的禮物。當然還不止這些，還包括它已經征服的蒙古，及後來征服的西藏、新疆、朝鮮。這就使得中國的版圖，遠遠超過歷史上除元代以外的任何一個朝代。而我們知道，元朝始終是一個“外來政權”，與其說中國在元代的領土面積最大，倒不如說中國的領土在那一段時間裡全都淪喪了、消失了，那實在是一個不值得炫耀的亡國時代。我們坐下來，將有清一代領土、屬土的“收支”情況作一番結算，就會發現，它給咱們中國掙來的土地，比給咱們中國丟失的土地要多得多。如果我們推翻清王朝只是為了“驅除韃虜”，只是為了“光復中華”，為了“復明”，那中國的版圖就不會囊括新疆、西藏及東北的大半，中國的面積就只有不到現在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絕不可能在俄羅斯、加拿大之後位居世界第三。評價一個朝代的功過，當然不應只將其擴充版圖的大小作為依據，因此也就更不應只將其丟失的那部分領土作為依據。而且，如前所述，清朝的結局是一個基本完整的中國。不像漢末那樣，分裂成魏、蜀、吳三國；也不像殘唐那樣，由藩鎮之亂而演成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國家是由領土和人口組成的，在現代科學興起以前的古代，人口的增長率，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政治制度、社會環境、經濟文化的繁榮與衰落。我們可以檢查一下中國歷代人口變化的情況（根據《中國人口報》）─​​─ 　　從西漢平帝二年（公元二年）到東漢永壽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人，下降到五千六百四十九萬人。從隋大業三年（公元六○七年）到唐天寶十四年（公元七四○年），人口從四千六百○一萬人，上升到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人。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七千六百八十一萬人。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零年），五千八百八十三萬人。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六千零五十四萬人。明萬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千零六十九萬人。清代以前的一千六百年間，中國的人口數字一直在三至七千多萬人的水平線上徘徊。強盛時代的漢朝，一百五十餘年裡甚至出現負增長。隋至盛唐的一百三十餘年，人口也只增長了百分之十五。清朝入關四十年後，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中國人口突破一億大關，達一億零一百七十一萬人。又過了一百一十年，這個數字翻了一番還多，達二億九千七百萬人，增長率超過百分之一百九十二。清朝結束時的一九一二年，中國人口達四億零五百八十一萬人。這個數字即使保留到二十世紀末，也仍然可以使中國無愧于世界超級人口大國的稱號。當然，歷史發展的天平已經傾斜，巨大的人口數字不再只是一種榮耀而日益成為沈重的負擔，那是另外一個議題。中華民族躍升為世界上最大、任何國際勢力都不容小覷的族群，清朝的功績是直接和不可磨滅的，遠非漢、唐能與之比肩。歷史畢竟不是簡單的查帳、結算可以說清的。從清兵入關到宣統退位，清王朝統治中國達二百六十八年，中國人深藏的心結一直未能解開，即它也是一個“外來政權”！於是，革命的民主主義意義退居其次，民族主義反倒成了第一主旨。孫中山成立興中會的誓辭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很明顯，呼號“驅除韃虜”，比直接高喊“推翻帝制”更為有理、有力，更容易為民眾接受。也就是說，煽動中國人的民族情緒，比啟發他們的民主意識，作用要強烈得多。而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西方列強一次次打擊下，也亟欲振作。辛亥革命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一省起義，各省先後宣布“獨立”，即擺脫清廷，最後，朝中漢人總理大臣與南方臨時政府搭成協議，迫使皇帝退位。共和建立，天下“光復”。人們清算前朝的罪過，就像中國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要做的那樣。鴉片戰爭以後那幾十年的恥辱，的確也留給中國人以太深、太難磨滅的“冤孽般的”記憶。不止於此，追溯當年，清朝憑什麼入關？憑什麼佔領和統治中國這麼多年？憑什麼把一個外來政權強加在中國人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