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薪嚐膽”這個成語講述的是春秋末期越王勾踐苦心礪志，十年複國的故事。這個故事之所以能被傳頌千載，乃是由於主人公勾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故而能轉弱為強，成不世之功。“忍”的力量在歷史進程中有怎樣的作用，回顧一百年的甲午年，那場決定了中日兩國國運消長的戰爭，我們能再次得到啟示 ——如果我們能從另一角度來看待這個歷史事件。直到1894年朝鮮“東學黨”事變爆發，從而中日兩國都捲入其中正面衝突，此時大清的綜合國力還遠在日本之上。大清的中央政府的歲入約八千萬兩白銀；日本一年的財政收入也約合8000萬日元（當時的一日元的價值略低於中國的一兩庫平銀），可是這僅是以中央財政收入作比較，若把地方財政也包括在內，大清的財力則遠厚於日本。戰前，日本的工業資本僅約7000萬日元、銀行資本約9000萬日元；鋼鐵、煤炭、煤油、銅、機器的產量都遠遜於中國。而且甲午之戰前的十年，日本傾盡其國力擴軍經武，尤其是幾度追加預算建設海軍，對工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嚴重不足，工業基礎尚不及大清“洋務運動”三十年的成就，況且其民間也遠未富裕。作為清庭當時決策者的光緒帝，恐怕怎麼也搞不明白，為何這樣一個兵寡民疲的蕞爾小國，膽敢向大清這個龐然大物挑戰。
從1885年到1894年十年間，可以說是進入近代以來，清朝“周邊關係”最好的十年，由於1885 年對法國戰爭的勝利、近代國防體系的建成，清庭在外交中的底氣也硬了起來，在國際上的處境也大為改善。在這十年間，中國沒有大規模對外戰爭，朝庭垂拱而治、百姓安居樂業。人們似乎開始相信，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後的“同治中興”，將把大清朝送進另一個黃金盛世。可是這一切美夢，卻由於東方鄰國朝鮮的一次事變而被打破了。
正在慈禧太后大建頤和園、為自己慶辦六十大壽的同時，日本的君臣卻正在勵精圖治。天皇睦仁（明治天皇）是個極具忍耐力的君主，他不僅立志要讓日本成為一個近代化的工業國家，更要讓日本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1884年日本在朝鮮策動“甲申政變”失敗後，就大大加快了擴軍的步伐，從1891年之後，更是用財政收入的超過30%用作軍費。為了購艦購炮、加快海軍建設，在慈禧太后挪用海軍經費為自己修頤和園的同時，睦仁天皇卻拿出自己的私房錢（內帑金）捐作海軍經費，並帶動朝野民間一起捐款。甚至一日只食一餐，以示決心、以勵國民：“帝國海軍一日不強，朕一日不再食矣”。在此種決心和意志下，日本軍力迅速提升，至1894年，日本聯合艦隊的在總噸位、艦船航速、火炮射速上全面超過了北洋水師，日本決策者認為，和北洋水師決一勝負，奪取西太平洋制海權的時機到來了。
1894年，日本以朝鮮動亂為由出兵介入，並於該年7月6日戰領朝鮮王宮，囚禁朝鮮國王李熙，扶持親日政府，驅逐在朝清軍；7月23日，日艦更于豐島附近海面攻擊清軍船隻，開釁戰端，史稱“豐島海戰”，中日甲午戰爭全面爆發了。
另一方面，清朝雖然在綜合國力上勝於日本，在戰爭準備上卻遠遜于對手，北洋陸海軍倉促調動，物資、尤其是重武器多有不到位者。另外北洋水師從1888年成軍以後再也未添一艦，朝庭即使有財力再添購炮、船，面對迫在眉睫的戰爭也是緩不濟急。總而言之，清庭需要更多時間備戰，利在緩而不在急，方能發揮其綜合實力強的優勢。北洋大臣李鴻章久曆洋務，主張依靠西方列強調停，儘量拖延戰爭的爆發；而光緒帝和翁同和等一班朝臣則主戰。在正式開戰前的危機處理階段，清庭戰和兩議、舉棋未定；或進或退、猶豫未決。既未全力斡旋、也未傾力備戰，喪失了不少有利的時機。但最終光緒帝不能忍耐日本的囂張挑釁，儘管備戰不佳，也一意主戰。“豐島海戰”發生後，清庭遂召回駐日公使汪鳳藻，正式對日宣戰。
甲午戰爭的第一階段在朝鮮進行，雙方第一場陸戰在離牙山清軍駐地不遠的“成歡驛”展開，由於日軍在兵力佔有明顯的優勢，清軍略做抵抗後就向北撤退，渡過大同江，退歸平壤。在“成歡之戰”中，清軍的備戰不足顯而易見，聶士成部的一線守將許兆貴根本沒有大炮，只能以步槍抗日軍之野戰炮，而日軍在佔領離戰場不遠的牙山清軍營地後，卻發現了未來得及被帶走，被清軍毀壞了的大炮。清軍的備戰倉促、調度失當可見一斑。
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師以主力護航，運送陸軍趕赴平壤防線。在歸航途中，在鴨綠江以西的黃海大東溝海域，與伊東佑亨指揮的日本聯合艦隊主力遭遇了，日本人所期待的與北洋水師一決勝負的時機終於到來了！一時間，大東溝海面上炮聲隆隆、硝煙彌漫、水柱騰起、火光沖天，一場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激烈海戰爆發了，這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鐵甲蒸汽船之間的主力會戰。
請和文昭、賀宇博士兩位重返百年前的戰場，點評兩國在戰爭中的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