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女情人

徐光啟（1562.4.24－1633.11.8），字子先，號玄扈，天主教聖名保祿，漢族，上海縣法華匯（今上海市）人，明代著名科學家、政治家。官至崇禎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

徐光啟畢生致力於數學、天文、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奮著述，尤精曉農學，譯有《幾何原本》《泰西水法》《農政全書》等著書。同時他還是一位溝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為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啟出生於太卿坊（今上海市黃浦區喬家路）。少年時代的徐光啟在龍華寺讀書。


明萬曆九年（1581年），應金山衛試中秀才後，他在家鄉教書，並娶本縣處士吳小溪女兒為妻。


萬曆十年（1582年），第一次鄉試不中。為了維持家計，徐光啟和他父親一樣“弱冠補諸生高等，食訖學宮，以家貧，故教授裡中子弟。”


萬曆十二年（1584年），祖母卒，徐光啟的父母又過半百，加上水災，徐光啟家道每況俞下。


萬曆十六年（1588年），徐光啟為了尋找出路，和同鄉董其昌、張鼎、陳繼儒一起到太平府（今安徽當塗）應鄉試，徐光啟卻落第。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啟赴廣東韶州任教，並結識了耶穌會士郭居靜。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轉至廣西潯州任教。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啟因考官焦竑賞識而以順天府解元中舉。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會試他未能考中進士，回到家鄉教書。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他赴南京拜見恩師焦竑，與耶穌會士利瑪竇第一次晤面。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徐光啟沒有參加會試。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他在南京由耶穌會士羅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加入天主教，獲教名保祿（Paul）。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啟中進士，考選翰林院庶起士。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他開始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前6卷，次年春翻譯完畢並刻印刊行。翻譯完畢《幾何原本》後，他又根據利瑪竇口述翻譯了《測量法義》一書。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三年翰林館期滿告散，他被授予翰林院檢討。同年徐光啟的父親在北京去世，他回鄉丁憂守制。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邀請郭居靜至上海傳教，這成為天主教傳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間，他整理定稿了《測量法義》，並將《測量法義》與《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相互參照，整理編撰了《測量異同》，作《勾股義》一書，探討商高定理，開闢雙園、農莊別墅，進行農作物引種、耕作試驗，作《甘薯疏》《蕪菁疏》《吉貝疏》《種棉花法》和《代園種竹圖說》。[6]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啟回到北京，官復原職。因欽天監推算日食不准，他與傳教士合作研究天文儀器，撰寫了《簡平儀說》《平渾圖說》《日晷圖說》和《夜晷圖說》。


萬曆四十年（1612年），他向耶穌會教士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學習西方水利，合譯《泰西水法》6卷。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初冬，因與朝中一些大臣意見不合，徐光啟告病去職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淶水兩縣開渠種稻，進行各種農業實驗，先後撰寫了《宜墾令》《農書草稿》《北耕錄》等書，為《農政全書》的編寫打下了基礎。


萬曆四十四（1616年），年禮部侍郎沈榷連上三張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是為南京教難。徐光啟上《辯學章疏》為傳教士辯護。同年徐光啟回京複職，次年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後病歸天津，作《糞壅規則》。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努爾哈赤發兵進犯關內，徐光啟應召星夜入京。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薩爾滸之戰明軍戰敗，他多次上疏請求練兵，後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禦史，在通州督練新軍。但由於軍餉、器械供應困難，練兵計畫並不順利。[7]


明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徐光啟上疏回天津養病，六月遼陽失陷，他又奉召返京，力請使用紅夷大炮幫助守城，但因與兵部尚書意見不合，十二月再次辭歸。


天啟三年（1624年），徐光啟擢升為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等職，當時朝中魏忠賢專權，他不肯就任，次年他便遭讒劾去職。徐光啟回到上海後，將積累多年的農業資料“系統地進行增廣、審訂、批點、編排”，編撰而成後來的《農政全書》。他同畢方濟（P.Franciscus Sambiasi）一起合譯了《靈言蠡勺》。他還把自己關於軍事方面的文章輯錄成書，刻印刊行了《徐氏庖言》。


天啟四年（1625年），徐光啟退隱之後，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增訂、批改以前所輯《農書》上，經過勤奮鑽研，日夜筆耕，終於在天啟四年（1627年）完成了《農政全書》的初稿。


徐光啟紀念郵票


徐光啟紀念郵票


明崇禎元年（1628年），徐光啟奉召回京，官復原職。


崇禎二年（1629年），他又擢升禮部左侍郎。因欽天監推算日食失准，崇禎皇帝同意由徐光啟主持開局修曆。同年，皇太極率領兵數萬人進逼京畿，崇禎帝召集大臣平臺議事，徐光啟奏對戰守之事。[8]


崇禎三年（1630年），升任禮部尚書。


崇禎四年（1631年），陸續進獻曆書多卷，即《崇禎曆書》。


崇禎五年（1632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


崇禎六年（1633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土，同年11月8日病逝于任上，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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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匯的形成可上溯至明代。晚明文淵閣大學士、著名科學家徐光啟曾在此建農莊別業，從事農業實驗並著書立說，逝世後即安葬於此，其後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厙”，後漸成集鎮。因地處肇嘉浜與法華涇兩水會合處，故得名“徐家匯”。







耶穌會傳教

法國天主教耶穌會江南教區擇地徐家匯這個世代篤信天主教的徐光啟後裔居住地建造耶穌會會院。此後，一批以文傳道的耶穌會會士相率入境，興建教堂，創辦學校，傳播西方宗教文化，徐家匯地區因之成為西方文化輸入的視窗。天主教傳入中國後，一些教士為研究中國文化，彙集了大量書籍，但當時教士大多聚集北京，藏書樓也建於北京。

1842年傳教士重來中國，其文化重心移至上海徐家匯地區。1847年（道光27年）教士開始從青浦橫塘移駐徐家匯，藏書樓也隨之創建。當時藏書樓分上下兩層，上層為西洋書籍，大多是希臘文、法文、英文、德文版圖書，約有8萬餘冊，其中有許多是古本書。下層為中文書，約12萬冊，志書2100餘種，還有全國各地有名的碑帖，都分門別類，並編有卡片目錄。 聖依納爵公學今徐匯中學，創建于前清道光30年（1850年），它是上海第一所教會辦的中學，因求學者日益增多，於光緒4年（1878年）增建了一座三層西式教學樓，學校分設中西文課程，西文課有希臘文、英文、法文及各種學科，學生畢業後或送震旦，或進外洋大學專科。

天文臺

耶穌會傳教士在南京北極閣建有觀象臺，清同治12年（1872年）由法國傳教士商鎬發起，在上海肇嘉浜岸邊創建一座平房式的天文臺，這是中國沿海的第一座天文臺。

光緒27年（1901年）遷移至徐光啟墓東邊擴建改造後的新台址，分別為天文學、氣象學、地震學、磁氣學四部。後天文學部遷至佘山，磁氣學部遷往昆山。徐家匯天文臺專測天候氣象，電告長江一帶航行的軍艦和輪船公司。該台每日上午9時及下午2時，專將氣候圖表及報風旗懸掛在外洋涇橋報風塔上。在氣象臺東南隅一座方廳內還設有地震儀，能記錄世界各地的地震情況，海外共有四百多所氣象地震機構與徐家匯天文臺保持聯繫。

博物院同治7年

由精通物理學和動植物學的法國傳教士韓伯祿發起，創立了上海第一所博物館——徐家匯博物院。院中搜羅珍禽異獸水族昆蟲等，製成栩栩如生的標本，尤其以麋鹿為最豐，法國翰林院將韓伯祿所著《說鹿》一書定為科學善本並頒獎。院內還設藏書樓，專收中西動植物科學善本。因場所偏狹，難以擴建，後博物院遷移至震旦大學內。

土山灣文化

徐家匯南面的肇嘉浜沿岸一帶，因疏浚河道，堆泥成阜，積在灣處，故得名“土山灣”。


土山灣博物館內中國牌樓

1864年，土山被削為平地，在此遺址上創設孤兒院（前身為1855年法國傳教士薛孔昭創辦的橫塘育嬰堂），專收六至十歲的教外孤兒，撫養之餘，教他們學工藝美術，並創辦五金、土山灣工藝廠，先後開設木工、制鞋、編織、繪畫、照相、印刷等工廠，中國近代不少新工藝、新技術皆發源於此，如西洋油畫、鑲嵌畫、彩繪玻璃生產工藝、珂珞版活體鉛字印刷工藝、石印工藝、銅鋅玻璃版照相工藝等，尤其是畫館，被譽為中國西洋畫的搖籃。土山灣工藝廠掀開了中國文化史上重要一頁。早在1900年，土山灣的“徐家匯建築模型”木雕作品就參加了巴黎世博會。以後陸續參展1902年河內、1904年聖路易斯、1905年列日世博會。在南丹東路有土山灣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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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南明永曆帝在清軍向西南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定派使節向羅馬教皇求援，傳教士卜彌格被委派為全權特使。為使歐洲更為直觀地瞭解南明朝廷，司禮監掌印太監龐天壽特命年輕官員陳安德攜帶永曆帝的親筆信函與卜彌格同行，陳安德遂成為第一個赴歐洲的“中國外交官”。


始末

1649年，南明永曆帝在清軍向西南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定派使節向羅馬教皇求援，傳教士卜彌格被委派為全權特使。為使歐洲更為直觀地瞭解南明朝廷，司禮監掌印太監龐天壽特命年輕官員陳安德攜帶永曆帝的親筆信函與卜彌格同行，陳安德遂成為第一個赴歐洲的“中國外交官”

明清易代之際，正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之時。一些普通的中國人因為某種機緣來到那裡，親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明，同時也傳播了中華文化。遺憾的是，中國的統治者仍然沉醉于天朝大國的歌舞昇平之中，渾渾噩噩，直至被歷史和社會所拋棄。

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動盪時期，一些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親歷了中國的改朝換代，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就曾寫下了記載明亡清興的歷史著作《韃靼戰紀》，被認為是研究那段歷史的珍貴資料。與此同時，中國人在這一時期也首次來到了歐洲，1645年赴歐洲學習的鄭維信(西方人稱他為鄭瑪諾)是有確切史料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位赴歐中國人。除此之外從1645年到1722年，還有3位到過歐洲的中國人最為著名，他們就是南明“外交官”陳安德、歐洲各國的上賓沈福宗和路易十四的中國翻譯黃加略。

陳安德----南明派往歐洲的“外交官

1649年，南明永曆皇帝在清軍向西南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定派使節向羅馬教皇求援，西洋在華傳教士卜彌格被委派為全權特使。為了使歐洲更為直觀地瞭解南明朝廷，司禮太臨龐無壽特命年輕官員陳安德攜帶永曆阜帝的親筆信函與卜彌格同行，陳安德遂成為第一個赴歐洲的“中國外交官”。

歷盡千難萬險，他們於1652年12月來到了威尼斯。起先，威尼斯共和國總督法蘭西斯科・莫林拒絕接見“南明使臣”，他想在中國明清交戰雙方間保持中立。卜彌格設法求法國大使幫忙，終於得以見面，蔔彌格和陳安德就將信件遞交給了法蘭西斯科・莫林。然而，法國人的介入卻使羅馬教皇英諾森十世產生了反感，而新當選的耶穌會總長古斯維斯・尼克爾又認為接受“南明使臣”的要求將會危及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這使得蔔彌格和陳安德在義大利一等就是3年。期間，羅馬教廷3次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對“南明使臣”。

1655年12月，對蔔彌格和陳安德持消極態度的英諾森十世去世，新任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終於接見了蔔彌格和陳安德。亞歷山大七世雖然同情南明朝廷和永曆皇帝的艱難處境，但他提供不了實際幫助，只寫了封回信讓“南明使臣”帶回中同，在信中他祈禱南明能渡過難關。教皇的同信使卜彌格和陳安德在歐洲有了活動空間，他們來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覲見葡萄牙國王約翰四世，約翰四世答應給予南明政府軍事援助。

1656年3月，蔔彌格和陳安德踏上了回程。當他們到印度果阿時，知道了南明永曆政權已岌岌可危。雖然約翰四世三令五申不得為難“南明使臣”，但葡萄牙殖民當局還是不允許他們前往澳門，葡萄牙殖民者此舉是為了確保與清政府的貿易不受影響。卜彌格和陳安德再度不顧葡萄牙殖民者的禁令，從陸路抵達暹羅(今泰國)首都大城府。在那裡，他們從海盜手裡雇用了一艘船前往現今的越南北部，此時已是1658年初。他們徘徊于中國邊境，卜彌格於1659年去世，陳安德將其安葬後獨自一人帶著幾封重要的外交信函返回雲南向永曆皇帝覆命。

永曆皇帝最終沒有盼來歐洲的援助，1662年他被吳三桂俘獲並被處死，而中國第一位“外交官”陳安德1659年後在歷史上也不見了記錄，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