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出土與《史記》對證，嶺南除了接受中原文化，也有干戈交往。
中原禮制文化進入嶺南是在戰國中晚期，廣東西部的羅定背夫山、南門垌墓出土的青銅器，羅定市博物館副研究員陳大遠認為，是禮制文化進入嶺南的重要物證。
禮，本義是敬神，後來成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貴族等級制度的社會規範和道德規範。祭禮起源於玉器時代，到了夏、商、周，青銅禮器大量使用，禮制文化發展至高級階段。考古上看，嶺南的原始社會雖有祭祀，但未形成「禮制」。
廣東羅定市博物館副研究員陳大遠
嶺南青銅器出現距今只有二千多年，但是它出現是因為環境驅使。隨著社會生産力提高，必然産生因掠奪和佔有土地資源矛盾而引發戰爭，部落也會為了衝突中獲得優勢，以先進的青銅兵器武裝自己。然而，嶺南青銅器的特徵與中原地區同時代青銅器有極高相似性，説明先秦青銅時代的禮制文化的統一性較強，影響力較大，嶺南青銅器的産生，便成為先秦青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陳大遠認為，從羅定出土的青銅器證明到，隨著嶺南青銅器的出現，中原禮制文化開始進入嶺南。
嶺南出土的青銅器，大量都屬於戰國中晚期，即嶺南原始部族聯盟與秦國軍隊作戰時期。小型墓葬集中於當時秦軍與嶺南部族發生戰鬥的前沿，大墓僅有三座，當中包括1983年發現的羅定背夫山墓，是經過考古隊發掘出土的，有青銅器98件，加上玉器、陶瓷和石器共116件，出土器物幾乎都與禮制文化有關。
當年挖掘現場
背夫山戰國墓葬為長方形土坑墓，按整個墓隨葬品的排列及埋葬時舉行的祭祀形式等，都能説明嶺南越人已接受華夏禮制文化。戰國時期，中原「禮崩樂壞」，但禮制對嶺南影響力仍存。中原地區兩周時貴族宗廟祭祀和貴族宴享都離不開奏樂，所以用作貴族墓的青銅隨葬品少不了樂器。編鐘是主要樂器，而嶺南羅定南門垌墓就出土編鐘6件。
方國征伐需要大量祭器和更多數量兵器，羅定背夫山戰國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銅兵器，除了用於戰爭，同樣還具有禮制文化因素，當中劍身過短的「刺心劍」，是貴族隨身佩帶的自衛格鬥兵器，另外劍配有玉首，劍鞘上漆以彩繪，外用絲綢包裹，顯示墓主人身份地位非同一般。
出土的「嶺南神器－人首柱」
出土的「嶺南神器－人首柱」
中原禮制文化進入嶺南，嶺南部族受影響，但也不是全盤接受，他們仍保留有不少越族民俗，其中最重要的是「嶺南神器－人首柱」，是與當地巫術有關的法器或禮器，在背夫山墓也有出土。這類人首柱形器平時作象徵權杖之物，死後則作為殯葬祭器。它不僅反映古越族人生活習俗，同時還被賦予原始宗教的某種神秘觀念。
背夫山墓出土禮器規格較高，不少是嶺南僅見或者罕見，而且出現有戈一類秦國軍隊將士使用的兵器，陳大遠指，這可是越人與秦軍作戰的戰利品。
秦兵馬俑士
據西漢《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軍第一次攻打嶺南是在公元前222年：「秦發卒五十萬，為五軍。」這一仗秦軍主將是屠睢、史祿、任囂、趙佗等，打了三年打敗西甌部族，殺死部族君長譯吁宋，佔領番禺，設南海郡。
《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攻百越之戰
然而據西漢《史記》載「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嶺南原部族本已有武器和軍隊。他們被秦軍打敗，退入叢林深處，與秦軍打持久游擊，嶺南大片土地仍為當地部族控制。《淮南子》進一步記載公元前217年至214年，又發生三年戰爭，西江以南地區部族「相置桀駿為將」，互相推舉傑出方國酋長為盟主，盟主率領結盟越人與秦軍對戰，利用伏擊、奇襲，近身或近接戰等，使得秦軍「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響。」據載越人利用夜襲大破秦軍，殺死秦尉屠睢。
影視中的秦國軍隊
事實上，不同戰爭形式對兵器種類要求有一定區别，尤其兵器種類的比例組合或使用方法，應與主要戰爭形式的發展變化而相適應。羅定南門垌和背夫山墓中出土的青銅兵器，主要以矛和箭鏃的組合，最能反映以上所說的史前嶺南戰爭。由於矛在叢林中作戰隱蔽性強，是當時游擊戰中殺傷力最強武器。
另外，於背夫山墓出土青銅箭鏃52支，捆扎兩個箭箙内，可見箭鏃也是當地部族主要兵器。陳大遠亦指出，漢字「夷」是由一人和弓組成，所以古稱善於使用弓箭的民部族為夷族。箭鏃作為兵器使用量大，也是消耗品，所以鑄造時應要求工藝簡單。不過，背夫山墓出土的箭鏃多樣、複雜而略帶藝術性，説明戰爭的多樣與複雜性。背夫山墓主人，作為嶺南部落聯盟首領，也使用周邊各個部落提供的箭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