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烏蘭布通之戰
在清朝200多年的歷史中，以遊牧民族起家的中央政府很少擔心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然而，僅有一次，遊牧民族的對手進襲到北京附近，原本從關外進入中原的清軍，卻需要再度出塞保衛關內的京師，這就是烏蘭布通之戰。
準噶爾部接近帝國心臟
準噶爾部是厄魯特蒙古，也就是最早所說的漠西蒙古的四部之一。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厄魯特蒙古形成了準噶爾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和土爾扈特部等四部。準噶爾部在伊黎河一帶遊牧，和碩特部在今烏魯木齊及以東地區，杜爾伯特部在今北疆額爾其斯河中上游地區，土爾扈特部在今新疆塔城一帶。由於準噶爾部的遊牧地均鄰近伊黎河，水草茂盛，並且可以與中亞和內地通商，因此勢力逐漸強大，逐漸開始侵襲其他部落。17世紀20年代，土爾扈特部不堪襲擾，自目前的中哈邊境地區，西遷至當時尚無人控制的伏爾加河下游地區；後來，沙俄勢力逐漸進入當地，並開始試圖征服土爾扈特部，這才有了後來1770年渥巴錫領導的土爾扈特部起義，和土爾扈特部不遠萬里回歸中國的壯舉，當然，這只是題外話了。
當時的新疆，在首領巴圖爾琿台吉的領導下，準噶爾部在17世紀前期繼續擴張，於1637年，迫使和碩特部遷徙至青海，並於1640年聯繫喀爾喀蒙古(即漠北蒙古)召開雙方大會，重新安排了蒙古各部落之間的權力關係，加強了準噶爾部對蒙古各部的影響，此外，還對西部、南部的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民族地區發動戰爭，使準噶爾部的勢力不斷擴張。
此時，內地正是明末清初的混亂時期。由於蒙古與滿清的親密關係，故準噶爾部在清軍入關之前就與清政權建立了通貢關係。清軍入關後，巴圖爾琿台吉與厄魯特各部首領一起聯名向滿清附表上貢，並建立臣屬關係，此後，準噶爾部和清朝中央政權之間來往不斷，關係較為和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康熙十年(1671年)。
康熙十年，巴圖爾琿台吉的第六子噶爾丹在內亂中掌握了準噶爾部的統治權，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首領。他的政治目標，是要征服漠北的喀爾喀蒙古，進而征服整個蒙古，重建統一的蒙古汗國，必要的時候不惜和中央政府發生戰爭，為了對抗中央政府，噶爾丹向正在東向擴張的沙俄靠近，尋求沙俄幫助。這一時期的沙俄，也正處於東向擴張的高峰，有噶爾丹作為其擴張的助手，是其求之不得的好事。康熙二十六年，沙俄的東進部隊與喀爾喀蒙古發生衝突，沙俄使者建議噶爾丹與沙俄聯手進攻喀爾喀，久已等待這一機會的噶爾丹立即組織兵力，於康熙二十七年，率領3萬大軍，越過杭愛山，向漠北喀爾喀蒙古地區進攻。
從地圖上可以看到，噶爾丹自新疆對漠北地區的進攻，正好與沙俄自貝加爾湖向南的進攻構成鉗形攻勢，使正在與沙俄作戰的喀爾喀軍腹背受敵，喀爾喀首領土謝圖汗難以抵擋兩面攻勢，只能撤回在北線與沙俄作戰的部隊，沙俄隨即由貝加爾湖向東大幅度擴張，這直接導致尼布楚談判時中方做出巨大讓步，最終確定以尼布楚為界的結果。
收縮防線的喀爾喀軍也試圖進行抵抗，土謝圖汗集中兵力在今烏蘭巴托以西地區與噶爾丹進行了會戰，但力量差距過於懸殊，經過三天的戰鬥，全軍潰散，喀爾喀蒙古各部最終決定內附清朝，遂向南撤退，進入今內蒙古境內。
此時，本已獲得極大收益的噶爾丹得隴望蜀，派使向沙俄要求，共同進入內蒙古地區，追擊喀爾喀各部，“博碩克圖汗希望沙皇陛下軍隊與他的兵力會合，共同打擊上述蒙古人，將其徹底消滅。”沙皇在遠東的代表戈洛文對此建議也深感興趣，他說，“……沙皇陛下可根據博碩克圖汗的進攻形勢，從沙皇陛下邊境城市，從色楞格斯克、烏丁斯克、涅爾琴斯克(即尼布楚)以及其他城市發兵進攻蒙古人。”由於尼布楚原本即位於中俄邊界，戈洛文的說法，實際上意味著俄軍可能趁噶爾丹內侵的機會侵略中國本土。
康熙二十九年，西元1690年春，在沙俄的暗中慫恿和支持下，噶爾丹率軍進入了今內蒙古呼倫貝爾地區，對附近多個部落進行了襲擊和劫掠，隨後，轉向南進，進入了今錫林浩特地區，這裏距離北京不足千里，已經威脅到了帝國的心臟地帶，這是中央政府難以容忍的。
康熙大帝皇城佈陣
噶爾丹南侵的消息傳到內地，北京市民首先有了反應，城內外商鋪大多關門停業，“米價至三兩餘”，似乎準噶爾軍很快就要攻至北京一般。
皇城中的康熙帝，剛剛完成了收復雅克薩、簽訂 《尼布楚條約》 的工作，此時三藩已定，臺灣亦已統一，三十七歲的康熙帝經過幾場內外戰爭與常年政治鬥爭的歷練，已經成為了一位非常老練的政治家與戰略家，他接連做出了一系列決定，開始準備解決準噶爾部問題。
首先，康熙帝派人到俄國，與沙俄交涉，防止沙俄干涉此戰，由於此前幾年，中俄之間有了兩次雅克薩之戰的歷史，沙俄清楚中國的實力不可小視，故在中方交涉後，始終未向噶爾丹提供任何兵力上的援助，武器和財物的援助也極為有限，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原定向噶爾丹出售3000支滑膛槍的決定，這對後來的戰事影響頗大。
斷絕了可能的俄援之後，康熙帝又從分裂準噶爾部的內部著手，通過利誘，策反了噶爾丹隨軍出征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策氏在噶爾丹前往烏蘭布通時，帶五千人返回了準噶爾部起家的伊黎河流域，擊敗了噶爾丹的追兵，“盡收噶爾丹之妻子人民而去”，這等於端掉了噶爾丹主要基地，使噶爾丹自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後勤補給來源。
在進行政治外交籌畫的同時，康熙帝也深知，與噶爾丹的惡戰不可避免，為此，康熙帝調動各地兵力，向可能的決戰地集中。當時，噶爾丹如果突進內地，可能的進展方向有三，第一是進入遼寧，第二是襲擊北京，第三是進攻山西北部。由於晉北多山貧瘠，實際上可能的進攻方向只有前兩個。
4月，康熙帝命令從鄂爾多斯、歸化(今呼和浩特)、內喀爾喀右翼等地調6800人，攜16門火炮，由理藩院尚書阿剌尼和兵部尚書紀爾他布率領，前往今內蒙古烏蘭浩特地區駐守，此後，又命科爾沁親王率領各路集結的近兩萬部隊，前往科爾沁草原一帶建立防禦。這樣，就防止了噶爾丹率部從蒙古直插遼寧，避免了清朝關外“龍興之地”受到威脅。
在調兵的同時，康熙命令從古北口開始，向各路北方部隊設立驛站，動用大批駱駝隊運輸軍糧，保障了後勤和通訊的暢通。
在得知噶爾丹已經進入內蒙古後，康熙帝下定決心，在內蒙古地區會集各路部隊，爭取圍殲噶爾丹軍。為了防止噶爾丹北逃，6月22日，康熙帝派使者前往噶爾丹軍中，令使者對噶爾丹“婉言相慰，羈縻其前行，勿怒而激之”。另一方面，則通知阿剌尼，如果噶爾丹退兵，則努力阻止，若噶爾丹強行北逃，再發兵追擊。
但是，阿剌尼和紀爾他布可能誤會了聖意，於7月26日在烏爾會河(今內蒙古烏蘭浩特西烏拉蓋爾河地區)擅自與噶爾丹軍交戰，此時噶爾丹有2萬騎兵，而清軍僅有不到9000人，且阿剌尼嚴重輕敵，只帶了200蒙古勇士和500喀爾喀兵向噶爾丹軍進攻，結果“未及戰，諸紮薩克及喀爾喀兵爭取其子女牲畜，陣動不能止。”而噶爾丹軍在兩翼使用火槍交叉射擊，將清軍主力擊潰。當時在噶爾丹軍中的俄國使者回憶，噶爾丹“大殺中國軍隊……繳獲大車五百多輛以及全部輜重”。阿剌尼等人被迫率殘部逃走，後被皇帝降四級調用。
初戰不利的消息傳到北京，康熙帝極為不悅，他於8月5日強調，各路軍會合前不得與噶爾丹交戰，“大兵陸續前進，朕亦親征，姑勿與戰，以待各路軍至齊發，毋致失利。”
8月6日，農曆七月初二，康熙帝宣佈親征，以皇長兄、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命皇長子胤禮為副將，出古北口北上，以恭親王常甯(康熙五弟)為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劄為副將，出喜峰口。其他幾路兵馬還包括阿拉尼部剩餘清軍、科爾沁方向清軍、盛京和吉林方向清軍等部隊。
陪同出征的，還有皇帝的舅舅、內大臣佟國綱、佟國維，內大臣索額圖、明珠等朝廷重臣。臨行前，康熙帝還作壯行詩一首：“獲醜寧遺類，籌邊重此行。據鞍軍令奏，橫槊凱書成。煙火疆隅堠，牛羊塞上耕。遐荒安一體，歸奏慰予情。”從詩文中看出，康熙帝充滿了自信。
從“殲滅戰”到“擊潰戰”
8月10日，福全率清軍主力自北京出發，隨後，康熙帝於8月18日自北京出發，計畫隨後到達前線，但是，8月22日，康熙帝不慎受了風寒，身體開始發熱，至27日，身體依然低燒，只好“從諸臣之請”，返回北京，次日，皇太子胤禮來迎，康熙看到胤禮並無憂戚之意，“絕無忠愛君父之念”，心中非常不快，遂令胤禮先行回京，自此埋下了後來太子立廢的伏筆。這件事情雖與後來烏蘭布通的戰役無關，但卻極大的影響了清中期的政治發展。
為了確保計畫成功，離京後的康熙帝想方設法穩住南進的噶爾丹，8月17日，康熙帝給噶爾丹敕書，稱阿剌尼等的進攻純屬自作主張，已經受到了責難，又稱福全的北進“非討汝也，欲定議耳”。為了麻痹噶爾丹，康熙帝還命福全給噶爾丹送去羊100頭，牛20頭，結果，噶爾丹果然從今錫林浩特一帶南下，直到8月20日，才得知清軍正在從不同方向朝這一地域集結，完全是一副決戰的架勢。噶爾丹相當自負，決定就此與清政府決裂，8月22日，噶爾丹派使者傳話，“夫執鼠之尾，尚噬其手，今雖臨以十萬眾，亦何懼之有！”這等於是跟朝廷徹底攤牌，此後，噶爾丹率所部繼續南下，於8月31日，抵達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南部，臨近河北省圍場縣)，離京城直線距離不過六七百里。
噶爾丹的南進，實際上是康熙帝所希望的，戰場距離北京越近，清軍的後勤線就越短，噶爾丹的後勤線就越長。但是，噶爾丹行進的方向的確有些出乎康熙帝事先預料，恭親王常甯所部未能趕到烏蘭布通，而其他幾路部隊中，被留用的阿剌尼率領殘部3000人於8月下旬與福全會合，但科爾沁方向的2萬餘部隊只來得及趕到烏蘭布通以北方向，未能直接參加戰鬥。
烏蘭布通是一座紅色的小山，泡子河與哈而哈河從烏蘭布通的西北匯入薩里克河，再向北注入西拉木倫河。烏蘭布通山南坡是無法攀登的峭壁，北面則是一個可以攀登的陡坡，但易守難攻，噶爾丹部隊“覓山林深塹，倚險結營”，佈陣于山上林內，用上萬頭駱駝，縛住駝蹄臥于地面，駝背上加裝箱垛，然後用毛氈漬水蓋於箱垛之上，環繞烏蘭布通山擺成一條防線，稱為“駝城”，噶爾丹部隊兵士從駝與駝之間的縫隙，使用從沙俄購買的火槍射擊目標。而按照清軍當時的弓箭和火槍威力，是難以穿透駝城的。
清軍方面，福全率軍在烏蘭布通40裏開外紮營，凡營盤四十座，連營六十餘裏，闊二十餘裏，“首尾聯絡，屹如山立。”清軍各路參戰部隊，除科爾沁方向部隊和盛京部隊外，於七月下旬先後到齊，全軍官兵連同廝役在內，約10萬人。
雙方的戰鬥，隨之展開。
9月4日，八月初一。黎明，福全率清軍主力，自大營向烏蘭布通方向出發，至中午，抵達烏蘭布通西面河對岸，清軍隔河佈陣，列好火槍、火炮陣勢，在戰鬥一開始，就集中火力轟擊駝城，但由於駝城位於樹林內，位置隱蔽，清軍炮火很難做到精確，這與今天的炮兵作戰一樣，在尚未弄清目標具體位置時，火炮的殺傷作用都是有限的。在雙方陣勢相接的河兩岸地域，噶爾丹軍在隔河高處隱蔽防禦，而清軍則先要渡河，後要仰攻，因此，清軍正面進攻的進展不大。
在組織正面進攻的同時，福全還派出了左右兩翼騎兵，試圖通過迂回包抄噶爾丹的側後。但是，清軍右翼被河岸沼澤所阻，只能返回原處，進展的惟一希望就落在了左翼方向，率領左翼的是內大臣佟國綱、佟國維兩兄弟。佟國綱前一年剛剛與索額圖一起參加了尼布楚會議，此時是一等公、鑲黃旗都統、領侍衛內大臣、皇舅，以其身份，本不必在陣前冒險，但他以清軍高級將領中少見的勇氣親自率兵沿河衝擊，結果被敵方火槍擊中陣亡，他也成為清朝二百年歷史中地位最顯貴的陣亡將領。佟國綱下葬時，康熙帝要親自前往送葬，結果被諸大臣勸阻(皇帝按禮制是不應為臣子送葬的)，康熙帝乃派諸皇子和大臣前往送葬，並親自撰寫了祭文，直到雍正時，雍正帝還在繼位之初為佟國綱追贈“太傅”稱號。在佟國綱的功名蔭庇下，佟氏子孫中多見某省巡撫、某某總督、某某將軍等職銜，佟氏家族成為極為顯赫的門族，至今，泡子河在烏蘭布通當地還被稱為“將軍泡子”，以紀念佟國綱(佟國綱也曾被任命為安北大將軍)。
英雄出現的場合，通常也會有懦夫，史載，戰鬥中，正白旗副都統色格印“彼則大懼，故推受暑下馬。其家人憤曰：‘身為二品大臣，如此臨陣退怯，歸去何顏見人耶？’扶之上馬。色格印複下馬，臥於草內。及回營，猶戰慄不已，身披甲胄，蒙被達旦。因此伊所管兵丁，無不恥笑”。除去這位副都統大人外，更有許多將領，為了自身安全，抽取所部精裝兵士作為貼身護衛，而清軍統帥部門是按照編制集結調動部隊的，結果導致當天清軍實際參加一線戰鬥的兵士人數大為減少。康熙帝后來回憶時也提到，“出征烏蘭布通時，……索額圖、明珠選勇士數百人近身防護，勇士雲：‘挑選我輩原擬獲戰獲追，詎意只令防護？’共生忿怨。”
佟國綱中槍後，左翼軍並未停止進攻，其麾下將領、前鋒參領格斯泰揮舞戰刀，“直入賊營，左右衝擊，出而複入者再”，多次來往出入敵陣，並摸清了駝城的佈局結構，這成了戰鬥的關鍵點，就是這位格斯泰，戰時乘一匹康熙帝親賜的白鼻戰馬，有旁人說白鼻馬不吉，格斯泰則答曰：“效命疆場，吾夙願也！何忌？”福全戰後向康熙帝奏報，“方戰時，親見一將乘白鼻馬三入敵陣，眾皆識為格斯泰也。”當天傍晚，格斯泰等人乘勝追擊至河岸時，陷於沼澤，“賊麋集，格斯泰力戰，與邁圖等皆歿於陣。”
在格斯泰等人的偵察下，清軍火炮有了確定的目標位置，能夠充分發揮威力，自下午轟擊至日落，終於將駝城轟為兩段，福全趁勢從正面發動進攻，而此時，佟國維也已率軍迂回至敵軍後方，在清軍的前後夾擊下，噶爾丹軍難以支持，遂以暗夜為掩護，退向山頂，並在隱蔽處施放冷槍。福全見天色已晚，且噶爾丹已處於清軍包圍中，即下令停止進攻，紮營轉入防禦。
此時，噶爾丹駝城被破，殘餘主力處於清軍的包圍之中，且補給不繼，如果清軍像前一天那樣持續攻擊，噶爾丹是難逃被全殲的命運的。但是，福全可能是受到了前一天惡戰的影響，於次日命令將士暫時休息，停止進攻。對福全的這一決定，歷來都是負面的評價，不過設身處地的替福全考慮，他這樣做是有其原因的：皇帝不在前線，所有責任都要由自己承擔，既然前一天已經擊破了噶爾丹主力，那麼基本的功勞是可以保證的。如果次日繼續進攻，戰局萬一發生逆轉，則自己前功盡棄。而次日不進攻，最壞的結果無非是噶爾丹逃跑，所以，停止進攻，對福全而言，是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萬全之策。
噶爾丹從清軍的這一行動中，揣測出了福全的心思，派達賴喇嘛的弟子濟隆作使者，前往清軍大營講和。濟隆利用達賴的招牌，向福全保證，噶爾丹已經知道了大清的厲害，將“仰體聖上仁心，休征罷戰”。福全也趁機下臺階，向康熙帝報曰，“噶爾丹乃狡詐之人，雖不可全信，但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他還向各路領軍大臣發出印文，令大家暫時停戰。當然，福全也有心奪取更大的功勞，他要求科爾沁方向的2萬人向戰場迅速靠近，準備與主力一起夾擊噶爾丹。
自然，精明的噶爾丹沒有給他這個機會，趁清軍攻勢暫停的機會，噶爾丹在夜間率餘部渡過薩里克河，經今天的內蒙古達里諾爾湖地區，瘋狂向西北的漠北蒙古方向逃去，沿途還焚燒草地，以斷絕追兵。雖然此前科爾沁、盛京方向的2萬人已經到達其逃跑路線附近，但由於此前收到了福全的停戰命令，並沒有阻攔噶爾丹。噶爾丹得以順利逃至今外蒙古境內，烏蘭布通之戰至此結束。
烏蘭布通一戰，雖然打成了擊潰戰而非殲滅戰，但依舊是對準噶爾部的沉重打擊。類似噶爾丹所率軍隊，由於其經濟基礎是建立在遊牧文化之上，故此首領與下屬之間並無中原文明那樣絕對的從屬關係，其之所以能夠號召聚集數萬準噶爾兵馬，實質上依賴於戰爭的不斷勝利，可以帶來大量的戰利品和虜獲品。但是烏蘭布通的戰敗，使噶爾丹失去了這種號召力，大量人員脫離部隊，雪上加霜的是，噶爾丹在北逃途中，部隊出現了瘟疫(這種瘟疫很可能是由內地軍隊帶來的，當時的少數民族對內地傳染病的抵抗力非常弱，這也是康熙在承德建造避暑山莊接見少數民族代表的原因之一)，再加上缺吃少穿，噶爾丹所率軍隊的總人數減至幾千人。次年春天，在前方的上奏中提到：“噶爾丹去年敗走以來，日以北徙，人畜屢斃，劫掠無所獲。近者噶爾丹親率兵來劫喀爾喀，至阿爾哈賴地方，又無所得，皆徒步而返，困敝已極。”可以說，烏蘭布通戰役實際上已經摧毀了噶爾丹的元氣，後來的昭莫多戰役，只是給噶爾丹的反叛劃上一個句號而已，雙方軍隊幾乎沒有真正的交戰。
騎兵加火器，冷熱兵器的結合交替
烏蘭布通之戰的成敗之處，都與康熙的決策有關。
從政治觀點看，康熙帝的指導方針無疑是正確的，其戰前所訂計畫，歸根結底就是力爭“圍殲”。這是出於對當時整個國家形勢做出的判斷：首先，此前十年，帝國先後經歷了多場內外戰爭，“三藩之亂”、統一臺灣、兩次雅克薩之戰，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噶爾丹在新疆、漠北等地時，如果勞師遠征，兵少則不敷用，兵多則勢必又是一場異常耗時耗餉的戰爭。康熙帝是想利用噶爾丹最為接近帝國統治核心的時機，用兵力上的絕對優勢，利用相對最短的補給線(距離北京只有千里)，爭取將其全殲，一勞永逸的解決準噶爾部問題。
但是，從決策理論的角度看，康熙帝計畫的可操作性略顯不足，速決的前提，並不僅僅是兵力優勢，還包括戰備、指揮等多方面的因素，制訂計畫時，應該充分考慮己方的實際能力是否能滿足計畫的要求。實際上，以當時清軍的裝備、訓練，以及將領的臨陣指揮，都不足以完成戰前制訂的合圍計畫。用現代的觀點評判，就是康熙帝制訂了一個精緻的計畫，但卻略有些脫離實際，特別是在幾個關鍵點上出現問題後(特別是科爾沁、盛京方向部隊未能實現有效的合圍，以及福全的臨陣猶豫)，計畫即無法實現。
從軍事上看，烏蘭布通之戰，暴露出清軍八旗部隊在順治以後，戰鬥力逐漸下降。根據現有史料，當時噶爾丹軍作戰遠距離主要依靠火槍，貼身時才使用刀矛等冷兵器。但清軍卻缺乏應對火器的經驗，按照康熙帝的評價，“我軍近與厄魯特戰，排列太密，為賊人亂槍所中。且進退並不鳴笳。此皆不習戰陣之故也。”實際上，在清朝初創時，由於早先明軍裝備的火器數量多，威力大，清軍應有豐富的對付火器防禦的經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經驗並未像現代軍隊中的條令、規定那樣，以文字的形式流傳下來，而是逐漸散失了，此外，清軍除少數精銳部隊外，普遍缺乏訓練和紀律，這是清軍進攻乏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此次戰役證明，火器已經逐漸成為戰爭中的主要武器，連一貫遊牧騎射的厄魯特蒙古軍隊，都已經以火槍為主要武器，清軍能夠擊破駝城，也主要靠此前傳教士南懷仁等人監造的西式火炮(也就是民間傳說中的“紅衣大炮”)發揮了威力，康熙帝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於第二年，在北京建立了八旗火器營。但是，中國自然科學的停滯，以及閉關鎖國的社會環境，導致火器設計和製造技術長期原地踏步甚至退步，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