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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日治時期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統治香港的時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投降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為止。香港人俗稱這段時期為「三年零八個月」。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的發展因日軍佔領而中斷。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當日，酒井隆指揮從深圳進攻香港。負責防守香港的包括英國、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義勇軍。雖然港府多番宣傳英軍作戰能力，但英國在歐洲戰場自顧不暇，駐港軍隊始終處於非常不利的防守位置。經過多番激戰，英軍最終失去了唯一的水塘，只能選擇投降。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當時總部設於九龍半島酒店3樓的日軍投降。

日軍在佔領香港後隨即成立軍政廳，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直至磯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籍總督。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間，日軍在香港殺人無數；又在香港實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強迫使用日文外，香港的街道地區名稱亦被改成日文。香港市民在經濟、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殘，市民普遍對日軍反感，更不時有平民在香港島山頭伏擊日軍將領。到了日軍佔領的中期，有香港居民參與東江縱隊抗日武裝組織，在新界等地方對抗日軍。

最後在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重掌香港主權。

背景
日軍於1941年12月26日在皇后大道進行入城步操，領先騎馬敬禮者為酒井隆。

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迅速佔領華北及華東大部份地區。中國東部沿岸亦落入日軍的控制範圍，廣東省一帶的華南沿海地區成為了中國從外地輸入各種物資的重要地點。為切斷這條補給線，日軍於1938年10月1日在廣東大亞灣登陸，並迅速攻佔鄰近地區，廣州在10月21日陷落。而部份日軍亦駐守於深圳的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英國明白最終會與日本一戰，於1937年後逐步加強香港的防衛。1938年7月，港英政府通過了《緊急條例》，表面上保持中立，實際上積極備戰。同年9月，更舉行大規模的海陸空演習。大量難民從中國湧入香港，香港人口從1936年的約100萬，增加至1941年的160萬。

1939年，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第二次世界大戰由德國攻打波蘭揭開序幕。美國在戰爭剛開始時並未參與。不過，美國海軍在日本成功開闢亞洲戰場後受到威脅。日本於夏威夷當地時間1941年12月7日上午8時（即香港時間8日凌晨2時）奇襲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珍珠港，不足8個小時後，日本在香港標準時間12月8日早上開始進攻香港的英國殖民軍，8時空襲啟德機場，癱瘓英軍防空力量，並襲擊深水埗兵營。英軍、加拿大軍和印度軍參與了戰役，抵抗以酒井隆為首的日軍攻勢。

日軍在12月8日中午渡過深圳河，12月11日攻克英軍最主要的防線——醉酒灣防線，並佔領新界及九龍。日軍曾派代表要求英軍投降，卻遭到港督楊慕琦拒絕。日軍於是在12月18日渡過維多利亞港，並攻擊香港島，英軍節節失利。加拿大的溫尼伯榴彈兵部隊把守香港島南區黃泥涌峽，不過最後亦遭日軍強攻成功，並使香港最後一個水塘失守，英軍面臨斷水斷糧。12月25日傍晚，港督楊慕琦在日軍總司令部半島酒店投降，一萬多英軍做了俘虜，此日因而被稱為「黑色聖誕」。到1942年2月20日，日軍中將磯谷廉介成為了首任日治時期總督，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變成為日本佔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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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政府時期
香港日治時期，香港滙豐總行大廈被徵用為政府總部，大廈前面的皇后像廣場原本放著維多利亞女王銅像的地方，換成一塊刻有佔領香港告諭的石碑。

日治時期初期，酒井隆實施戒嚴令，日本於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發佈行政指令。日本軍政府（包括政治部、民事部、經濟部、司法部及軍事部等）制定了嚴厲的法例及設立管轄全香港市民的政府。共有7000多名戰俘（包括英軍及市民）被囚禁於深水埗和赤柱的戰俘營，戰俘備受飢餓、病患之苦。同時，日本軍政府封鎖維多利亞港、控制海旁的貨倉。

1942年1月，由印度人及香港人組成的警察被徵召成為憲兵隊。日本憲兵將香港的警察局分為5區，東香港、西香港、九龍、新界及水警。總部位於香港島中環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今香港終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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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時期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領地政府」正式成立，由日軍磯谷廉介中將出任香港總督，結束了軍政府時期。政府總部設於香港島中環的香港滙豐總行大廈，半島酒店則改為軍方總部。香港占領地總督部成為了當時香港最高的行政機關，亦是日本戰時內閣的直轄機構之一。而香港的地位相等於當時的台灣和朝鮮，故日本並沒有於香港籌組傀儡的「自治政府」。

日本人在新的政府(包括民治部、財政部、交通部、經濟部、報導部、管理部及外事部)佔據了多數重要職位，中國人只可以擔當一些中低級職位。但日本為了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也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這兩個華人組織。華民代表會為總督的咨詢機構，有委員四名(羅旭龢、劉鐵誠、李子方及陳廉伯)。而華民各界協議會則有委員二十二名(主席周壽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員董仲偉、葉蘭泉、伍華、羅文錦、廝啟東、凌康發、林建寅、李忠甫、郭贊、陸靄雲、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譚雅士、王通明、鄧肇堅、顏成坤、黃燕清、馮子英、章叔淳）負責向華民代表會提供意見。與英治時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華民代表會或協議會並無法律上權力。

在日本控制下，基本的行政區域架構由民治部於1942年3月成立，將香港島分成12區，九龍分成9區，新界分成7區。每個區都設立一個區役所，並指派一個中國人作為所長，管理該區的大小事務、代表該區市民的所需。這行政架構於磯谷廉介統治下重新設計，奠定了香港日後發展分區管治的基礎。此外，占領地政府向香港市民發出「住民證」，是香港首種出現的身份證明文件。

歷任地方長官1941年12月25日 - 1942年2月20：行政長官日軍酒井隆中將（香港軍政廳最高長官）
1942年2月20日 - 1944年12月24日：日軍磯谷廉介中將（總督）
1945年2月1日 - 8月15日：日軍田中久一中將（總督）

經濟日治時期，很多主要的工廠被日本人奪取，小至小販、大至銀行都很貧窮。很多公司都倒閉，米、糖、麵粉、油都面臨短缺，需要定額配給。燃料短缺加上美國的轟炸，使公共交通陷入停頓。造船業和建築業的人無家可歸。在農業方面，日本在新界地區的粉嶺和錦田石崗機場建設耕地，他們亦曾打算在吐露港填海。

為了提升日本在香港的影響力，匯豐銀行、渣打銀行與有利銀行等外國銀行遭到清盤，英國、美國及荷蘭等同盟國的銀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兩間日本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則在香港重開，日本的銀行並向外國銀行發出債項。

貨幣1941年12月26日，即香港淪陷翌日，日本已宣佈以軍票取締本地貨幣。港元變為不合法貨幣，擁有港元的人會被施以重罰。1942年1月，軍票和港元的兌換率為2兌1，可是在1942年7月24日起兌換率變為4兌1，比之前兌換率驟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後變得貧窮。日圓軍票於1943年6月1日正式成為香港的唯一法定貨幣，日用品的價格必須以日圓作單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時，被強迫兌換的日本軍票總值超過當時幣值的57億港元。

當時香港雖然已不准使用港元，但港元在珠三角、或澳門等其他中立地區依然受承認，市面上還有港元買賣活動。日軍一般強逼收回的港元鈔票，於境外購買物資，故日軍獲益甚豐。另一方面，日軍在印製軍用手票並沒有任何儲備金，所以實際上日軍是以白紙強逼兌換有十足保證的港幣。日本戰敗後軍票立時成為廢紙。加上濫發，香港出現災難性通貨膨脹，物價每日貶值。於1945年中期，日本當局強迫滙豐、渣打、有利銀行高層在沒有任何儲備金下簽發大面額的港元鈔票，總數達一億零三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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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歸鄉政策由於食物短缺，為了緩減人口壓力，日本在佔領期間執行歸鄉政策，軟硬兼施強迫大量市民歸鄉，市民被迫驅逐至中國大陸。1942年1月，由佔領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歸鄉指導委員會」，每月均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強迫離港，但這些交通工具只將人送出境，離境後回鄉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擔不起路費，只能徒步回鄉。當時香港既已淪陷，市面糧食不足，生活艱難，因此很多港人選擇離港回鄉。同年12月，已有60萬名市民離港，其中不少家庭於途上分散，或被迫拋棄幼兒、老人，或途中餓死、病死，至於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計其數。而於後期，憲兵隊更在街頭隨意捉人強行押解離境。結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萬人跌至60萬人。

設施毀壞日本為自己重組政府及私有物業。因為擴建啟德機場的關係，他們摧毀位於九龍城的九龍寨城及宋王臺，很多有名的建築像華仁書院、拔萃男書院、中央英童學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學校）、香港聖公會的聖保羅女子中學（今聖保羅男女中學）、喇沙書院等等都被強行徵召成為日軍的醫院。拔萃男書院更被謠傳是日本執行斬首的地方。

此外，皇后像廣場的英女皇銅像被拆掉，原址則豎立了一個石碑，宣告香港已經被日本佔領。1942年2月開始，日本開始於香港島金馬倫山山頂興建忠靈塔，以紀念陣亡的日軍，以使其成為香港的地標。

當時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戰火摧毀。而日本當局亦將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充公，其中不少成為了軍用物資，其餘車輛則撥歸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交通服務。1942年起，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及天星小輪亦逐漸投入有限度的服務。九廣鐵路亦於1943年恢復通車。由於燃料嚴重不足，公共交通工具經常停駛，在香港島出現了載客的單車、三輪車，及由載貨手推車加上座椅和頂蓬而成、可坐2至6人的裝人手推車，沿電車路線行走西環至銅鑼灣一帶。而九龍半島，則曾經出現過馬車作為公共交通工具，行走於彌敦道一帶。

飢餓在日本的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由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両四的白米。由於沒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両四白米明顯不足。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饑。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街上即使日軍醉酒後的嘔吐物都有人搶食。

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盛傳出現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即使如此，棄屍的大腿肉還是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導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當時市面曾盛傳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買到足夠肉類。另香港大學的口述史計劃記錄一些市民的回憶，指於日治時期曾於臘腸中發現類似兒童手指的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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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短缺因為沒有木柴進口，市民只好以傢具替代充當柴薪。而到了後期，由於那幾年冬天特別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無人看守的建築物，如香港大學、英皇書院及皇仁書院校舍等，內裡的木製品均被搶走，獅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於燃油屬軍需品，因此也十分緊張，電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應，例如於1943年，總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燈。而供水因需要發電，因此即使日治時期水塘常因颱風吹襲而滿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緊張。

在物資供應短缺的情況下，僅有的物資變得奇貨可居，因此引發一些商人囤積炒賣，或以贗品、劣品代之。例如當時港日政府就曾下令嚴懲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製品的行為。於1943年八月市面肥皂供應突然過剩，因為夏天之前有過多肥皂被商人炒賣，於秋天快到臨時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將存貨拋售。無良商人的投機行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應更不穩定。

港日政府還曾發動「獻銅運動」，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連總督部門前原屬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的2隻銅獅子亦差點不能倖免。

活在惶恐在日軍的佔領下，香港人的尊嚴、人權盡失。日軍濫殺無辜，可以在街上任意殺人，也可以隨意於街上捕捉男丁做苦工勞役。他們以搜查房屋為名入屋姦污女性。另外，日軍於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又在市區恢復設立賭館及煙館，於跑馬地馬場重辦賽馬，往後更加密至每周一次，不但有損市民心智健康，更藉此斂財。後期因活馬不足應付賽事，更以跑木馬代替。另外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市民在街上每當見到日軍，無論遠近皆須作九十度鞠躬；否則一旦發現，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腳踢甚至殺身之禍。除「居民證」外，市民亦須全家合影一張「全家福」照片，當日軍查戶口時出示，若家中的人並不在相中，又無合理解釋，便會被當作窩藏游擊隊成員。

公共衛生日治時期的公共醫院甚少。九龍醫院和瑪麗醫院均被日軍所佔領，東華東院也改成軍事醫院，其餘不少醫院亦被迫關閉。在藥物和資金的短缺下，東華醫院及廣華醫院繼續提供有限度的社會服務。這些服務包括提供食物、醫藥、衣物和殮葬服務等。雖然它們仍有一定的資金儲備，但仍然需要面對巨大的財政困難，因為它們無法收集租金，而且亦有很高賠償的開支。這促使他們進行更多慈善活動以籌集捐款，例如音樂和戲曲表演等

慈善及社會服務日治期間，慈善組織受到很大限制，以免被用作支援游擊隊。雖然日方設立了一個以「東亞建設基金」為名的所謂慈善組織，但事實上捐款是用以支援日本政府所需，並非用作慈善用途[5]。當時，香港聖公會會督及華人代表聯會希望透過舉辦慈善活動來救濟窮人，所以向當時日治政府要求援助。1942年9月，總督磯谷廉介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於是著東亞建設基金撥款。不過，援助並不是直接送到籌辦者的手上，而需要經手日本總督。日方亦因為這次事件而聲稱曾經救濟地方貧困者而出力，然而這項所謂「德政」一直在香港持之以恆。

憑著東亞建設基金的資助，「華民慈善總會」設立，以組織籌款和分發善款作。為了促進慈善活動，該會組織了委員會，挑選工會裏面的名人等來領導籌款活動，繼而請求工會成員參加小組，協助籌款活動。這些成員然後從各個社會階層籌取善款，以得到最多款項。活動也包括了政治宣傳工作。這許多捐贈運動最後籌募了5萬5500日圓軍票。除此之外，也有足球賽和戲曲表演來籌募捐款。活動在其後數年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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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化的教育政策日治時期，香港的教育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學生人數由1941年的11萬8千人跌至1945年的4千人，幾乎所有適學兒童失學。戰前香港有學校649所，至日治時期只剩下34所[來源請求]。在僅餘的學校裏，日本當局積極推廣日化教育。日語成為了主要的教育課程，中小學每星期必須教授日語4小時，前殖民統治語言英語則被禁止使用。日語成績不好的學生，會遭受嚴厲的處分。除此之外，日本文化、禮節及國情等都成為了學校的主要教授內容，例如高小的中文科的課文內容就包括《新生香港》、《興亞進行曲》、《從香港到東京》、《日本刀》、《忠靈塔》、《日本的體育》等。這種教育制度推行的目的，是希望加強日本對香港人的影響，使他們認同「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

相較嚴重不足的基礎教育，政府對日語教育則推行甚力，設立多所日語講習所，亦鼓勵一些私營的日語學校設立，凡政府或日資企業招聘員工時，日語程度較佳者不單可得任用，且可獲額外的糧食配合。政府亦強逼教師應考日語語文基準試，未能合格的需要接受3個月的日語培訓。另一方面，雖然當時日本對香港實行燈火管制，但據一些當年在香港的學生講述，有些同學為了惡補日語，會冒險挑燈夜讀。這些學生一旦被發現，不單不會受罰，幸運的可能還會得到獎勵。

為了應付日語師資需求，及培養認同日本統治的華人政府人員，港日政府曾成立「香港東亞學院」，是日治時期唯一的專上學院，但只維持了短時間，學生人數甚少。至於香港大學，則因香港的高級知識份子或已被關在戰俘營，或已逃亡離港，因此缺乏人材，至日本戰敗投降一直未有復課。

地區與建築命名日治時期，香港的正式名稱是「香港占領地」。港日政府將香港多處重新分區和命名，例如「香港仔」更名為「元香港」等。街道及地方更名十分常見，而很多名稱改動都帶有日本的色彩，改「道」為「通」，如「皇后大道」更名為「明治通」；「跑馬地馬場」更改名為「青葉峽競馬場」等。

而當時政府亦沒收所有歐資公司的物業，鼓勵日本公司取而代之，並將原有名字更改。例如「告羅士打酒店」改為「松原酒店」、英資百貨公司連卡佛改為松坂屋等等。除此之外，就連與英國無關的名稱也要更改。例如尖沙咀重慶大廈的前身「重慶市場」，因為要避重慶的忌諱，而改稱「中興市場」，甚至把西方的教堂改成日本廟宇。

坊間流傳日本曾把香港更名為「香島」，並沒有史料支持。反而香港的簡稱由「港」改為「香」真有其事，如戰前以「港九」命名的團體於日佔期間皆改以「香九」稱之、香港總督的命令稱為「香督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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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響
1942年12月25日，日本慶祝「新生香港一週年」，佈置了的電車駛經中環書信館（環球大廈現址）。

港日政府廢用公元，改以日本使用的「昭和」年號，並以紀念日本節日、天皇壽辰、勝利紀念日和週年紀念日加強日本文化對香港的影響，例如以神道教節日尊敬死者，1943年2月11日則有日本紀元節，崇拜神武天皇。日本人並且在今香港動植物公園處修建香港神社供奉戰死者，今九龍聖安德烈堂亦被改用作神社。另港日政府計劃在金馬倫山興建忠靈塔紀念戰爭死難者，但至日本投降仍未完工。

港日政府也將香港標準時間撥快一小時，讓香港和日本兩地時間一致，進一步將香港同化。

在戰前由日本人擁有的日文報紙《香港日報》，在1942年1月復刊，同時增設中文版《香港日報》及英文版《Hong Kong News》，是港日政府的喉舌。被日本管治前的10份中文報紙到1942年5月只剩下5份，並受到官方新聞審查。當時《星島日報》曾易名為《香島日報》，維持繼續出版，《循環日報》則因被盟軍誤炸而停刊。電台被用作為日本宣傳。市面仍然有各種娛樂，但只有能付擔得起的人可以享用。戲院只放映日本電影，《香港攻略》是日治時期唯一在香港拍攝的電影，由田中重雄導演，大日本映畫公司生產，影片主要由日本演員演出，參與的香港演員有紫羅蓮。這部電影在1942年11月19日，接近日軍佔領香港一週年紀念期間上映。賽馬亦重新在跑馬地馬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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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活動早於九一八事變開始，為了對日本的侵略表示不滿，已有香港市民組織罷買日本貨物，很多在1910年代關閉的工會再次成立，市民再度激起愛國護家的情緒。在日治期間，香港華籍市民的反日活動仍無間斷，變成了地下活動。

港九大隊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簡稱港九大隊）由中國共產黨屬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一個游擊隊，於1940年9月建立，加強在東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反日勢力。分隊由新界居民子弟組成的游擊隊，成員包括農民、學生和海員，主要於新界西貢活動。

港九大隊由中國共產黨黨員曾生領導，在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時，游擊隊從200人擴展到超過6,000位成員。在英軍撤退後，游擊隊員獲取被英軍摒棄的武器，並在新界及九龍建立基地，在西貢墟建立地下聯絡系統。而第三個和第五個分支在蔡國樑之下，被派遣到香港和九龍，由隊長黃冠芳和副隊長劉黑仔帶領，統領香港及九龍的抗日武裝鬥爭，並讓中國獲取日本對華南、台灣和東南亞的機密戰略。大隊屬下有短槍隊和幾個區中隊，游擊隊員竭力攻擊強盜和日軍，保障農作物及人命安全。

1942年4月，游擊隊員加強了對大嶼山的控制，強化與澳門和廣州的通信。1943年12月2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改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為「東江縱隊」，而港九大隊仍是它下轄的一個分隊。

港九大隊在拯救英國和外國人上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共有20名英國人、54名印度人、8名美國人、3名丹麥人、2名挪威人、1名蘇聯人，和1名菲律賓人獲拯救，包括被囚的賴特上校等英軍官兵及美軍飛行員。港九大隊亦幫助破壞日本在香港的軍事據點，和促進了在中國、英國和美國人之間友誼。

另一方面，在使用游擊戰的常規戰術下，港九大隊殺死了一些漢奸和其同黨，在九龍和廣州保護貿易商人，攻擊大埔的警察局，並轟炸啟德機場。另外，游擊隊員亦協助營救戰俘，包括著名的賴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王國棟教授和David Bosanquet。游擊隊員對盟軍最重大的貢獻，是搶救了20名飛機被日軍擊落而跳傘到九龍的美國飛行員。

英軍服務團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由原香港大學教授賴廉士上校（Lindsay T. Ride）組建，負責收集日軍情報、接送重要人物潛出或進入香港。成員包括戰後新界理民官何禮文及戰前擔任華民政務司的麥道軻等。1942年7月，英軍根據賴廉士上校的建議組成這個援助小組。1941年12月底，所有英國人被送入了香港的戰俘營時，賴廉士上校成功逃脫並到達重慶。其後，他將英軍服務團的總部設於桂林，並視廣西為華南的前線基地。他們的貢獻主要從戰俘營中協助戰俘逃脫，並走私藥物和其他必需品進出戰俘營，亦組織了智囊團。過程中，英軍服務團獲得東江縱隊積極合作和保護。

盟軍轟炸日治期間，英國政府允許盟軍轟炸香港，因此一直有盟軍戰機空襲香港的日軍據點，但間中誤中民居，造成傷亡。其中最嚴重一次是誤中紅磡一所正在上課的小學，幾乎所有師生死亡。灣仔區的民居也經常被誤炸炸中。然而根據香港作家小思在《香港的憂鬱》一書的記載，香港市民一般都不反對盟軍轟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