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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後期趙國大將李牧居北邊時曾經大破匈奴，但史書關於此戰的記載不甚明白，本文試圖進行一些辨正，以求抛磚引玉。

從戰術上說匈奴騎兵若與裝備大量強弩的中原軍隊正面交鋒，將占不到任何便宜。因此匈奴人一直都是揚長避短，發揮機動優勢，“利則進，不利則退”，不斷發動襲擊但避免大規模會戰，所以秦軍進攻匈奴時只能是“逐”而不能“破”，漢人也說“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漢書?韓安國傳》）。直到漢軍組建了具有同等機動力的大騎兵集團，採用快速進攻、遠端奔襲、連續作戰、高速追擊等戰法，才逮住飄忽不定的匈奴騎兵。

趙軍的戰術體系和秦軍一樣，也是以步兵為主力，戰車兵為“羽翼”，騎兵為“伺候”，機動性遠低於匈奴騎兵，無法迫使其接受會戰，要想殲滅匈奴軍隊只能另想辦法。我們可以看出，趙匈此戰與一個多世紀之後的馬邑之伏非常相似。

《史記?李牧列傳》記載“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余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漢書?匈奴傳》記載“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余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裡，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行激，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乃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

李牧“大縱畜牧，人民滿野”的行動同漢軍以馬邑財物誘單于完全相同，“匈奴小入”時又“詳北不勝”，誘使匈奴主力前來，也同漢軍誘敵深入相似。但李牧的高明之處是令“人民滿野”“以數千人委之”，結果匈奴人深信不疑，馬邑失敗的關鍵就在於“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使單于產生了疑心。

單于“大率眾來入”後，李牧“多為奇陳”，會戰從來都是聚兵一地、一戰決勝，“多”字當作何解？《左傳?隱公九年》雲“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這裡的“覆”也就是“伏”。此外《左傳?宣公十二年》還記載“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左傳?襄公十三年》雲“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都是佈置多處伏兵的意思。馬邑之伏漢軍的作戰方案是“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漢書?韓安國傳》）。因此“多為奇陳”的意思就是佈置了多支伏兵。匈奴大軍入境後，李牧又“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余萬騎”，但趙軍中騎兵占不到十分之一，機動性較差，不可能對匈奴騎兵實施兩翼包圍，因此“張左右翼”並不是表動作，而是表狀態，以伏兵夾擊之意。

綜上我們就有理由認為李牧破匈奴用的是伏擊的辦法，馬邑之伏很可能正是借鑒了李牧的經驗，甚至不排除趙匈此戰的戰場就在馬邑附近的可能。

關於此戰的兵數，《李牧列傳》說趙軍為步兵15萬、騎兵1.3萬、戰車1300輛，匈奴有騎兵10余萬，這個數字絕難令人相信。即便按照遊辨之士的說法趙國也只有“車千乘，騎萬匹”，而且是整個國家的車騎數，代、雁門當然不可能有1.3萬騎兵和1300輛戰車。

司馬遷的材料來源可能有兩種，第一是采自現已失傳的縱橫家著作（《太平御覽》卷294引《戰國策》文與《李牧列傳》基本相同）。第二種可能是司馬遷直接訪自他的朋友、馮唐之子馮遂（馮唐祖父曾在李牧屬下任職），此種可能性極大。不論如何，《李牧列傳》依據的必定不是正式記載，這一點從此事既未見於《趙世家》，也未見於《六國年表》就可以看出。

司馬遷所得材料的另一部分保留在《馮唐列傳》中，聯繫馮唐“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之語，這段話無疑是做了很大的誇張。戰國時東胡強、月氏盛，匈奴尚未大興，也不可能出動十余萬騎。所以《李牧列傳》的說法並不可信。此戰的真實兵數，可以參考西漢時匈奴大入代、雁門的兵力，估計匈奴軍大略有三四萬之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