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3．18」慘案發生
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率領國民革命軍與奉系軍閥作戰，奉系軍艦在兩艘日本軍艦護航下進入大沽口，炮擊國民革命軍，導致十多名守軍死傷，國民革命軍發炮自衛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大沽口。
事後，日本反指國民革命軍破壞了《辛丑條約》，聯同英國、法國、美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西班牙七國公使，於3月16日以「公使團」的名義向北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的軍事設施，並限令在48小時內答覆，否則以武力解決，同時各國軍艦抵達大沽口，企圖以武力迫使北洋政府屈服。
1926年3月16日，北洋政府外務部接到「公使團」的「最後通牒」後，經緊急磋商即於當日午夜答覆，表示「最後通牒」的內容「超越《辛丑條約》的範圍」，所以「不能認為適當」。因為根據《辛丑條約》，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線的炮台應予以一律削平，卻並沒有相關條文對水道進行規定，而「公使團」對此並未答辯。
3月16∼17日，國、共兩黨代表在北京開會，「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徐謙與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院校和群眾團體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群眾衝擊國務院，衛兵拒絕開門，群眾開始團圍、翻牆，又受到衛兵阻攔，雙方發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時，群眾在晚上散去。
當夜，總指揮韓麟符向李大釗匯報情況，李大釗表示「跟國民革命軍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們還是要爭取國民革命軍的。」3月18日上午10時，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全國學生聯合會合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在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台上，懸掛著「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他撰寫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對聯，台前橫幅上寫著「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
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參予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大會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最後大會通過了八條決議。
大會結束後，李大釗率領幾百名群眾遊行，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經過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於下午1時30分經過鐵獅子衚衕東口，在國務院門前的廣場進行示威請願，高呼「打倒帝國主義」、「駁回最後通牒」、「驅逐八國公使」的口號。
群眾代表向衛士長要求開門放行，讓群眾入內跟政府官員進行交涉，又要求臨時執政段祺瑞及國務院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當時段祺瑞並不在內，在執政府內開會的總理賈德耀等人知難而退，便從側門離開。
根據大會組織表示，最初傳出了三下槍聲，群眾就被埋伏的軍警開槍射擊及被大刀砍殺；根據在場的記者披露，群眾裏有人手持鐵釘棍子襲擊衛兵，並企圖搶奪衛兵的槍；根據《臨時執政令》表示，群眾「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
在雙方的衝突中，造成47人及200多人受傷，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在內。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陳喬年也受傷。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難者的財物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當時北京的防務，由馮玉祥的部下鹿鍾麟的軍隊主要負責。當日，國務院通電予段祺瑞，聲稱這次慘案是徐謙、李大釗等人鼓動所致，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而朱家驊、蔣夢麟、魯迅等幾十人也被列入「黑名單」內。
3月19日，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以賈德耀為首的內閣於3月20日引咎辭職，段祺瑞亦下令撫卹。同日，中共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並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聯合起來，再次發起群眾運動。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社會團體、各院校的代表在北京大學操場聚集，舉行「3．18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寫上輓聯：「死了倒也罷了，活著又怎麼做。」後來又為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
英國泰晤士報指責這次是「獸性」的驚人慘案，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語絲等報刊加入譴責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以大篇幅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的報導慘案真相，而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很多知識份子和作家包括：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紛紛譴責段祺瑞領導的政府，魯迅直指這一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段祺瑞在群眾的壓力下，召集了非常會議，通過了一項要將涉案的「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並對慘案中的死難者發佈「撫恤令」；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這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的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的重大嫌疑。」
在「3．18」慘案中，究竟是誰下令開槍，至今仍然眾說紛紜，一般認為是段祺瑞，但沒有真憑實據。雖然段祺瑞以軍閥出身，但人格形象頗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的「六不」而享譽於世。在慘案發生後，段祺瑞亦曾經趕到現場，向死難者長跪不起，並決定終身食素，至死不改。
著名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傅斯年認為，馮玉祥的部下鹿鍾麟是罪魁禍首，當時鹿鍾麟的軍隊正是負責北京的防務。傅斯年曾經對鹿鐘麟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另外，又有人指責是總理賈德耀所為。
段祺瑞的政府盡失民心，並於同年4月9日被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了。在北京圓明園遺址西南，有一座悼念「3．18」慘案的烈士墓碑，墓碑正面鐫刻著「3．18烈士紀念碑」幾個大字，下面刻有其中39名死難者的名字，而這座烈士墓碑是在「3．18」慘案的三週年時建成，當時北京市過萬名群眾參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