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與匈奴的勝與敗
漢初，劉邦以40萬步卒抵禦單于所率10萬勁騎，遭大敗後求和，此後漢室主要依託長城消極防禦，並以假冒公主和財帛“和親”，以緩匈奴南下劫掠。直到漢武帝時才大破匈奴，結束了雙方的長期對峙。雙方力量的消長，戰馬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霍去病在祁連山的墓冢前有大型的石人石獸，作為墓地裝飾。這些石雕群中，有馴順動物，兇猛獸類，其中最精彩的一件是《馬踏匈奴》。這件石馬，表現的是和霍去病生死相依的馬。霍在生前就是騎著這匹馬征戰廝殺，立下戰功的。石馬實際上是霍去病的象徵。石馬高1.68米，長1.9米，形態軒昂，英姿勃發，一隻前蹄把一個匈奴士兵踏倒在地，手執弓箭的士兵仰面朝天，露出死難臨頭的神情。
匈奴西元前4世紀末崛起于蒙古高原的遊牧部族，民族精力充沛、組織嚴密、能徵善戰。《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匈奴民族在很長時間裏成為了西漢政權的勁敵，作為草原民族，馬的迅捷和靈活帶給他們的是軍事上空前的活力和優勢，也賦予了騎馬民族戰鬥的人生，馬成為草原民族生死與共的朋友。
對於匈奴而言，馬特別重要。漢族的陪葬品是玉器、瓷器之類，匈奴人陪葬的是馬頭。在外貝加爾、蒙古和內蒙古地區發掘上千座匈奴墓葬裏，多見馬頭陪葬。馬不僅是匈奴人財富的象徵，更是匈奴民族競爭力的源泉。
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雙重角色，和平時期它更多是作為交通工具，戰爭時期，它就成為戰馬。從出土實物看，匈奴馬匹身體略矮，頭部偏大，應屬於蒙古馬。
蒙古馬雖不十分高大，但作為草原戰馬更較其他馬種佔有優勢。蒙古馬體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動迅速，非常適應高原環境。這些優良的戰馬再配上先進的禦馬工具——馬籠頭和便於乘騎的馬鞍，大大增強了匈奴軍隊的戰鬥能力。《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兵種“盡為甲騎”， 表明戰馬是匈奴軍事的重要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萬”充分顯示了匈奴帝國強大的軍事實力。也正如此，匈奴在失去了祁連山，哀歌“使我六畜不繁息”。
漢經文帝、景帝兩代六七十年休養生息，倉儲充實，牲畜大增。漢武帝登基時官馬即達40萬匹，並出現“庶眾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之繁榮景象，才有了建立騎兵集團與匈奴對等較量的基礎。漢武帝依仗這一實力，于西元前133年對匈奴開戰。經漢室幾代征戰，至西元前36年漢軍攻陷郅支單于城，匈奴一部投降一部遠遷，對長城以南農耕文明的致命威脅至此消除。
漢匈戰爭期間，漢軍騎兵在速度、衝擊力、載動力和騎術方面都不遜於對手，數量還多於匈奴，從而改變了此前以步對騎、以慢應快的被動局面。漢軍擁有龐大的騎兵集團，又能通過歷來步兵難以逾越的長城外數百公里缺水地帶，一再向漠北草原出擊，就此有了寓防于攻的主動地位。漢朝經百年持久消耗戰終於擊敗匈奴，也是優勢經濟實力支撐的馬業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