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爾認為，即使中國撤回，在東線至少有三個地方要經過談判收回：一是歷史上西藏地方一直管理的達旺地區，該地區的西藏僧俗民眾一直強烈要求回歸西藏；二是察隅河下遊的瓦弄地區，早在清王朝時，駐藏大臣趙爾豐就派兵深入到這一帶，並且刻碑紀事；三是紮日神山周邊，圍繞著紮日神山，有一條藏傳佛教信徒們的朝聖路線，在麥克馬洪線以南。
印度河，從青藏高原蜿蜒而來
青藏高原在亞洲大陸上拔地而起，高原上雪峰林立，孕育了上萬條冰川，冰川通常成為大江大河的源頭，所以有人形象地稱青藏高原為“亞洲水塔”。的確如此，長江、黃河、湄公河、恒河、印度河等世界大河的源頭都集中於此。照片中的河流便是大河印度河的源頭，此處寬緩的谷地給予它足夠的空間曲折前行。在我國，它的名字是森格藏布（獅泉河），發源於岡底斯山脈海拔6638米的岡仁波齊峰東北麓，行進430公裏後進入克什米爾地區，名字改稱印度河，它是從青藏高原流出的重要的國際性河流。
長期以來人們有一個錯誤認識：
中國後撤的原因是後勤供給不如印度
關於中國撤軍的原因，中國專家學者有各種解釋，但這些說法都說服不了我。比如有一種說法是：中國軍隊的後勤保障、運輸供給要比印度軍隊困難。看了《印度對華戰爭》，你就會明白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這方面，中國其實要比印度占據優勢。看一下遙感地形圖就明白了：就地形而言，中國在高原面上，地勢平坦，居高臨下。而印度在高原面下，物資要從海拔200米左右的山麓運送到海拔3000—4000米的高山地區，要比中國艱難得多；就氣候條件而言，中國除墨脫、察隅一帶屬於濕潤多雨的地區外，其余地區氣候幹燥，基本上是在半幹旱和幹旱地區，條件比悶熱潮濕的印度要好得多。
有意思的是，中國專家學者把我國最後撤退的原因解釋為運輸供給困難，難以防守，而印度最後總結失敗的原因時，也歸結為後勤保障交通運輸的問題：軍隊的物資供給完全無法保證。中國占據了地形和交通運輸物資供給方面的優勢，而印度軍隊則由於地形崎嶇，交通條件惡劣，陷入了缺衣少糧饑寒交迫的境地，最後失敗。
關於印軍在後勤運輸方面遭遇的困難，《印度對華戰爭》這本書中有很多記述：“在青藏高原上，調動部隊和修築道路相對容易，中國已經在雅魯藏布江河谷修了一些東西向的公路，往南又修了一些支線，有幾處通到距麥克馬洪線只有幾英裏的地方……印度這一邊的情況，則迥然不同了。布拉馬普特拉河和麥克馬洪線之間的地形是山巒起伏、崎嶇難行、叢林密布的地帶。當地降水量很大，雨季大雨傾盆，冬季積雪很厚。河谷大多是南北走向，因而給東西走向的運動造成極大的困難……”
“在克節朗河附近，沒有降落直升機的地方，唯一平坦和沒有障礙的地區處於中國那一邊……軍長考爾將軍走得很急，超過了他的體力所能支撐的程度，有一段路他讓一個健壯的西藏腳夫背著他爬上山口……考爾在十月七日的電報中敘述了他所面臨的困難。印度部隊的供應情況瀕於絕境，印軍所有的彈藥仍然只限於裝在子彈帶裏的那些（五十發），從那天開始不得不扣緊口糧定量；冬衣也缺乏，三個營中有兩個營還穿著夏天的軍衣。每個人一條毯子，當晚要在一萬五千英尺的高處露宿……”
從上面引述中也可以看出，假如中國軍隊在打敗印軍後，駐守在喜馬拉雅山脈南坡的山麓地帶，的確不是明智之舉。因為如果此時印軍從山下的平原地帶發動反攻的話，他們運輸物資將變得輕而易舉，而駐守山麓的中國軍隊就會面臨過去印軍曾經遭遇的艱難的交通運輸問題，但方向相反：要從高原面頂上往下運送物資。所以說中國軍隊後退是應該的，但應是有限地撤退，譬如後退到半山地帶。而且就算後退，也應該提出後撤的條件，把一些關鍵地區保留下來，如達旺地區等。最重要的是不允許印軍返回過去占據的地帶，並且保留再次打擊的權利。
還有的中國學者把我軍後退的原因，解釋為如果不後退的話，美國就要幹預了。且不說當時美國與蘇聯兩國正陷入劍拔弩張的古巴導彈危機，是否會出兵幹預本身就是疑問，而且印巴之間的紛爭，也不允許美國一味地援助印度。再說印度的尼赫魯總理一向標榜是世界不結盟運動的領袖，而且他在議會上一再表示，不會尋求外援。就算是美國真的幹預了，也會有一個時間過程，用不著那麽快就宣布撤兵。再說如果美國幹預的話，我們退回戰爭前雙方的實際控制線就可以了，沒必要再後退20公裏。
因此，上述對中國撤兵的解釋都不能回答人們心中的疑問。
看了《印度對華戰爭》之後，謎底終於揭開了。
中國撤軍真相：為了尊嚴和中國國家身份的建構和維護
普通公眾對邊界的關註，大都只是集中在它對於領土的劃定和圈圍起來的領土面積大小上。一提到邊界劃分，馬上想到的是國土面積的增加或減少。此外，人們對邊界的戰略和軍事功能也能給予必要的關註，比如中印邊界西端阿克賽欽地區邊界的劃分，是以喀喇昆侖山為界，還是以昆侖山為界，這對中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但對印度卻沒有類似的意義；人們也能註意到，邊界對民族情感和歷史文化的凝聚作用。
但是，邊界對國家身份的建構與維護，對新生政權合法性的認同與支持這些功能，往往容易被邊界的其他功能掩蓋，或者公眾意識不到，但是邊界的這種功能卻受到國家政權機構和領袖人物的高度關註。簽訂邊界條約，不僅僅是領土範圍的確定，更重要的是對簽約國主權和國家身份的建構和維護。與外國簽訂條約，是對一個國家主權的尊重和認可。
新中國成立後，與周邊國家重新簽訂邊界條約，對中國政府構建國家身份極為重要。重新簽訂條約，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新生國家在國際社會表達意誌的體現。因為舊的邊界條約是帝國主義列強強加於舊中國的，新中國不會承認，應當重來，即使是尊重現狀、內容一樣，但是形式上也要重新談判，重新簽訂。
本來中印之間的邊界現狀，還不屬於上面所說的重新簽訂邊界條約的範圍，因為印度政府提供的中印之間的一些所謂條約，都不是舊中國中央政府所簽訂，也是國際所不認可的單方面條約。但是即使這樣，中國政府也願意與印度重新簽訂邊界條約。遺憾的是，印度始終不明白這一點（或者是裝糊塗），就是不願意坐下來談判，重新簽訂條約。
現在，我們再來分析一下當時中印雙方在戰爭之前的提議和主張。可以說，當時中國政府提出的方案已經是仁至義盡，讓步讓到“山窮水盡”了。周恩來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他重申“同中國歷屆政府一樣，絕對不能承認麥克馬洪線，因為它是英帝國主義在它同中國西藏地方當局的秘密換文中非法畫出來的”。但是他接著說，雖然如此，中國把那條線當作邊界線，在談判時沒有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這話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麥克馬洪線劃去的領土我們可以接受，也就是可以把這條線當作雙方的邊界線，但是應該走個形式重新簽訂一個邊界條約，給這條線改個名稱。我們要的就是一個名。因為這個名的改換，不僅關系到中國政府的尊嚴（新中國怎麽能夠接受一個帝國主義強加給舊中國政府的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呢），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不能承認西藏這樣一個地方政府具有與外國政府簽訂邊界條約的權力，這種權力國際上公認只有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才能具備。這既關系到尊嚴，又關系到主權的完整。然而對這樣一個印度並沒有實質損失、但對中國至關重要的要求，印度竟然頑固不化地拒絕了。
至於中國要求的保持中印西段邊界的現狀，也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最底線要求。因為阿克賽欽對於印度與中國的價值，兩者有天壤之別：對印度可有可無，對中國卻是咽喉要道。這個地方是世界寒旱中心，又冷又旱，大地赤裸，一片荒漠，印度沒有此地，對其並無損害；但是對於中國就不同了，這是中國新疆與西藏之間唯一能通車的通道，是中國的命脈。印度堅持要爭奪阿克賽欽，是典型的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中國願意拿麥克馬洪線以南約9萬平方公裏青山綠水、富饒濕潤的藏南地區，換取阿克賽欽3萬多平方公裏世界寒旱中心的不毛之地，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印度卻斷然拒絕了。
1962年中印戰爭的37年後，馬克斯韋爾不無遺憾地說了下面的話：“假若尼赫魯能表現出緬甸的吳努那樣的智慧和政治勇氣，並且像他那樣，大約在1959年，同北京談判出一個相互滿意的邊界解決辦法，並以一個友好和互不侵犯的條件簽署了它，世界政治該將會出現多麽不同的情景。那麽，中國就不會遭受沖突和印度誣陷帶來的憎恨，代之的是其國際威信的極大提高。北京占有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也許會提早好多年。印度可能不會走向與巴基斯坦1965年戰爭的擴軍備戰。中美關系可能早就得到修補。”
現在看得很清楚了，中國政府為什麽大獲全勝後要撤兵，而且是沿著過去的實際控制線再後退20公裏。其實中國政府就是要用實際行動告訴印度：我們爭的是國家的尊嚴，是對中國國家身份的認同和維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