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遠比魏忠賢時代要黑暗恐怖得多
如果說明代的太監總共橫行了不到十八年的時間，那麼滿清統治下，在鴉片戰爭前的近兩百年的時間裏，每一年都相當於明代太監統治最黑暗最恐怖的魏忠賢時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魏忠賢橫行跋扈的那三年時間裏，真正的受害者還只限於一些東林黨的上層文官，真正因此遇難被害死掉的人可能還不到二十位。那麼在滿清的統治下，其恐怖統治的受害者，不是僅僅局限於官員文人，而且深入民間，上至高官下至布衣，都是處於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狀態，如果考慮滿清的屠城遷海之類罪行，受害者人數在幾千萬乃至上億，如果不考慮的話，受害者的人數也成千上萬。
如果說在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賢時代，尚且有張溥記載的《五人墓碑記》中描繪的情形發生，蘇州市民可以群起暴動，把前來抓捕周順昌的閹黨使者打倒在地，把蘇州巡撫追打得躲到廁所裏去，而最後追究下來的結果只是處死了五人，效果卻是“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而在滿清的順治康熙乾隆統治時期，其恐怖黑暗高壓統治之下，能夠想象發生類似的事件麼？清初一個哭廟案，僅僅是一些士子百姓到文廟孔子牌位前痛哭抗議清廷爪牙的橫征暴斂，完全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就導致多人被捕，十八人被斬首，其中就有有名的金聖嘆，如果是類似明天啟時期那樣暴力毆打政府使者，驅趕政府官員，那恐怕清廷就直接以造反論處，進行屠城了。即此一點也可見，滿清統治下的幾百年時間，比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賢時代也要黑暗恐怖百倍。
明代的魏忠賢之所以要殺楊漣、左光鬥、魏大昌等人，是因為這些人確實上疏對他進行赤裸裸的攻擊辱罵，相比之下，清朝的乾隆和他的奴才比起魏忠賢來要狠毒得多。別人好心給他們提建議，他們都會喪心病狂的將其虐殺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從滿清成千上百件冤獄裏，隨便挑選幾個來介紹一下，看看所謂的康乾盛世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麼程度？
1、乾隆時期駭人聽聞的暴虐恐怖統治
比如山西候選吏員嚴譄請大學士舒赫德向乾隆代奏的奏折，目的無非是讓乾隆澄清吏治，懲治貪官，“略進片言，請嚇貪官勿得擾民”[1]，舒赫德與乾隆一夥頓時如臨大敵，馬上將嚴譄抓捕，並搜查其住所，於是又查出一件沒有來得及上交的奏折，“其中有議立正宮，並納皇後，以皇上年過五旬，國事紛繁，若仍如前寵幸，恐非善養聖體，是以故加挺撞輕生等語”[2]。大概乾隆荒淫無度的劣跡，走漏了一點風聲。類似這種性質的上疏，在明代幾乎是不當回事的。皇帝要麼虛心接受建議，要麼就是不理睬，要麼斥責幾句，然後讓上疏人得個犯顏直諫的好名聲。
乾隆一夥是怎麼料理的呢？敢說所謂康乾盛世其實是貪官橫行，人民困苦，已經是犯了清廷大忌，更何況還涉及了乾隆自己的劣跡。“實在是‘亂民之尤，罪大惡極’”[3]，於是“旋即下諭，謂其‘汙蔑聖躬，實堪發指’，‘總之嚴譄一犯膽敢書寫無稽之語，詆毀聖躬，情罪實為重大，審明之日即當按律問擬，處以極刑’”[4]。光給予嚴厲懲罰，乾隆是絕對不會滿意的，他一定要在精神給予對方以重大羞辱才能饜足，於是使用了“擰耳、長跪、打板、摺指，嚴夾”，嚴刑拷打，逼迫嚴譄招供其消息來源和上奏動機，最後嚴譄招供說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後回京。我那時在山西本籍，即聞得有此事。人家都說，皇上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納皇後不依，因此挺觸，將頭發剪去。這個話說的人很多”“後來三十三年進京，又知道有禦史因皇後身故，不曾頒詔。將禮部參奏，致被發遣之事。一想到人孰無死，若不做些好事，留個名聲，就是枉為人了。…心裏妄想，若能將皇後的事進個折子，準行領詔，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借此可得功名，這個念頭也是有的。”[5]
追查消息來源自然是乾隆為了知道自己的劣跡是怎麼泄露出去的，以便更好防範鎮壓，至於讓對方招供動機，則是便於將其打成求取功名的卑汙之徒，既然是為了求取功名而上奏，自然是人品卑下，懲罰人品卑下者，不但不是拒諫，反而是正人心，樹世風的高尚行為。
最後嚴譄的結局是按“大逆”：淩遲處死，家屬從坐。然後由乾隆皇帝假惺惺改為斬立決，家屬免坐。你看我乾隆是多麼仁慈善良，本來是把你淩遲處死，現在只讓你砍頭，真是天恩浩蕩。到此不但是肉體上征服消滅對方，而且也精神上全面勝利，真可謂圓滿無缺。比之明代皇帝動輒飽受群臣指責詬病，被醜化得不成人形，真是天壤之別。
也難怪黃裳先生發議論說“看來嚴譄是受了明末議國本議大禮風氣的影響，覺得這些都是國家大事，不妨議論，並可得到好名聲的。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來，最討厭的正是明末這些‘清議’，嚴禁的也是立黨結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旅勢力。這些都是他不明時勢的取死之道。”
類似因為上書被處死的有吳英之獄，乾隆四十五年，已經六十歲的廣西人吳英，“投遞所著《策書》一本，內容有請蠲免錢糧，添設社倉、革除鹽商、盜案連坐、禁止種煙、裁減寺僧五條”，結果是廣西巡撫奏報“妄稱皇上遵太後遺命各省錢糧其恩未遠，其澤未長，並疊犯皇上禦名，殊屬喪心病狂，……應比照大逆淩遲處死”，除此以外，三個兒子，一個弟弟，兩個侄子，也連坐斬立決。[6]
在清廷這些所謂明君聖主統治下，通過正規途徑上諫的人，戰戰兢兢，惟恐不小心就招來淩遲殺頭之禍。如果偏偏憋了一肚子的話想要說，那該怎麼辦呢？於是有人想出了一個法子，假托當朝官員的名義，寫了一個奏稿，批評乾隆的過失，並且做成是已經給乾隆批復過的樣子，是抄錄出來的邸報新聞。一般的下級官吏和普通百姓分辨不出真假，信以為真，看到有人居然在乾隆這樣人類歷史上也空前絕後的暴君昏君治下，為民上書，指摘其過失，而乾隆居然還能虛心閱覽批復，自然興奮異常，紛紛抄錄傳播，以至於當時邊遠偏僻地區都有流傳。這就是清朝歷史上轟動一時的“偽孫嘉淦奏稿案”
在1998年到1999年的八期《歷史檔案》上登載有中國歷史檔案館整理的《乾隆年間偽孫嘉淦奏稿案史料選》一到八，略略看下其中的內容，真是可以讓人慨嘆無窮。滿清主子的暴虐和其奴才的恐懼有時真是出於人類的想象力之外
編選者王澈在前言裏說“乾隆十六年前後，一份假托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的奏稿在社會上流傳著。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擾民及金川用兵，直書‘五不可解十大過’，並遍劾滿朝權貴。十六年七月。雲貴總督碩色密奏此事後，乾隆帝下令追查，結果在全國十七個內地行省中都發現了偽稿的蹤跡，牽連者竟達千人以上。現從館藏宮中朱批奏折及軍機處錄副奏折中選輯部分史料，供研究參考。”[7]
在《清史紀史本末》對這個案件也有記載。“魯生遂與時達等偽為嘉淦諫止南巡，疏累萬言，指斥乘輿，遍劾閣臣鄂爾泰，張廷玉等，傳播遠近。……此案文武吏牽連獲罪者幾及千人，蔓延至於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幾以憂卒”。
也即被冒名的孫嘉淦在這個案子爆發後，被活活嚇死了，可見乾隆之統治恐怖到什麼程度。如果通過正常的途徑可以表達意見的話，那麼當事人自然不必采用這樣的手法。大概實在是想說的話憋的太厲害，但又沒有膽子用真名，所以才冒他人之名。但作者可能對滿清兇虐的程度仍舊是缺乏充分估計，以至這個案件牽連眾多無辜受害。最初的作者被抓到後淩遲自然是不必說了。就是看過和傳抄過人都有罪，輕者受幾個月皮肉之苦，重則因為恐懼和受不了拷打一命嗚呼。
以常理而論，既然是偽冒成奏稿的形式，那麼文中內容，就算再激烈，也在一定尺度限制以內，否則被人一眼看穿，無從偽冒了。雖然未見原文，但從當時一些涉案者的供詞來看，也可以驗證這一點。比如《陳公綬供折》裏“又供:小的見了錢玉珍的稿底，還道是真的，也平淡得狠〔很〕，自然京報有的，不曾抄存，仍給錢玉珍放在瓶口子裏的。”[8]
有趣的是，即便這樣以奏稿形式包裝表達的內容，就已經讓滿清的大小奴才嚇的魂不附體，屁滾尿流。看看相關官員給乾隆的奏折中所用的詞句，簡直可以想見他們膽戰心驚，戰栗發抖，咬牙切齒賭咒發誓表忠心的嘴臉，不妨隨便摘抄幾句。比如《雲貴總督碩色為報提塘吳士周稟內偽稿事奏折》中說
“臣批閱之下，不勝駭異。伏思我皇上宵籲勤勞，明並日月，現在薄海內外莫不熙同風，即賞功罰罪亦無不執中至當。今傳播詞內種種妄誕，不一而足，則顯系大惡逆徒逞其狂悖，平〔憑〕空捏造，希圖妄行傳播，不法已極。臣恨不能寢皮食肉，……此等逆徒，雖淩遲不足以蔽其辜，臣不勝痛恨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