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並非美國危機的肇因
正如近幾十年來中國現代史學者明智地修正了曾主導「中西方相遇」敘事的「衝擊—反應」範式——不再簡單記錄西方衝擊，而聚焦塑造中國轉型的內部因素——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同樣應當抵制將當前困境主要歸咎於中國挑釁的誘惑。自我懷疑的種子早已埋下：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泥潭、2008年金融危機、華盛頓的兩極分化和癱瘓、2021年1月6日國會山暴亂的恥辱場面，以及公民凝聚力的明顯衰敗。
但中國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放大了這種疑慮。美國目睹對手以如此規模進行建設、教育和創新，更凸顯出自身的失靈。每一次基礎設施故障、每一次預算爭執、每次政府停擺，在中國迅猛而全面的轉型背景下都顯得格外刺目。
本應是美國自我反思的時刻，如今卻演變為更尖鋭的事實承認：另一個體系——儘管存在缺陷——卻取得了美國無法企及的成就。作為美國人，這令我深感痛苦。目睹祖國淪落至此，我毫無欣慰——這個我深愛的國家正被激烈且毒害深重的政治部落主義撕裂，我擔心它在未來這個關鍵十年中或許已難以恢復。
但直面這場危機，必須正視中國成功帶來的種種不安。正如美國資深外交官查斯·弗里曼（Chas W. Freeman）所言：「美國人如今呈現出自我懷疑、自滿與傲慢的混合怪異心態」——正是這種心態阻礙了當下所需的清醒審視。
美國難以接受的一部份現實，不可避免地涉及種族因素。若非如此，反倒令人驚訝。在一個日益多元化的國家裏，白人特權的衰退正反映着美國霸權在多極化世界中的衰落。正如白人民族主義是對國內白人特權被侵蝕的非理性反應，轉向新冷戰也是美國對其全球特權被侵蝕的非理性回應。
但種族問題只是深層原因之一。要理解中國為何讓美國如鯁在喉，必須認識到它對美國身份認同所構成的心理挑戰。幾代美國人沉浸於這樣一個國家敘事中：他們確信自己永遠會在最重要的領域保持領先——創新、科技、軍事實力、經濟活力與文化吸引力。而中國的成就正系統性地動搖着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根深蒂固且往往無意識的等級觀念仍將西方視為規範，而將其他國家視為派生。要實現真正的認知與調整，就必須直面這些條件反射般冒出的觀念。
曾經，人們堅信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然而中國展現的市場經濟同樣行之有效。人們曾堅信社交媒體必然解放威權政權下的民眾；然而阿拉伯之春黯然收場，愛德華·斯諾登重新定義了「監控」辯論，而美國本土的平台政治走向失控。人們曾認定真正創新需要政治自由；而後中國企業和實驗室在截然不同的訊息生態中持續產出世界級成果。每一次顛覆都在侵蝕舊有教條，每一次意外都在加劇衝擊。
西方話語體系始終將中國的成就歸因於其體制特徵，而非其實質能力。無論騰訊、比亞迪、華為還是深圳硬件生態系統的突破性成就，常被歸因於國家指令而非設計智慧或集中製造的無與倫比速度。這種對背景的扁平化處理，助長了「中國崛起違背世界應有秩序」的認知，而非揭示世界真實的運作方式與西方認知存在差異。
氣候之鏡
氣候變化是映照這場「大清算」最鮮明的全球性問題。一個基本模式從中可見：證據積累速度遠超人們接納它的意願；敘事設計旨在安撫而非啟迪；而眾人集體拒絕修正那些與現實世界脱節的陳舊假設。
這種對照極為深刻。面對氣候危機，我們眼看着野火濃煙籠罩城市、百年一遇洪水頻發、海洋以驚人速度升温與酸化——卻依然視而不見，四處尋找推諉、轉移或卸責的藉口。在中國，基礎設施正以全國規模擴張，技術突破層出不窮，可再生能源產能成倍增長——我們卻總能找到理由將其淡化、貶低，譏諷為產能過剩，預言其即將崩潰。有人乾脆將其視為騙局。無論何種情形，我們都寧願沉溺於熟悉故事帶來的慰藉，也不願直面真實認知的刺痛。
這種對稱性更深層的體現在於：氣候變化迫使我們直麪人類掌控自然的侷限——啟蒙時代那種「人類可無後果地駕馭自然」的幻想，已顯荒謬。中國的崛起則迫使我們直面西方掌控現代性的侷限：即認為唯有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才能帶來持續繁榮與創新的強大自負。這兩者都要求我們摒棄幻想，正視真實的世界。它們揭示了我們繼承的信念是多麼脆弱，否認現實又是多麼危險。
氣候問題還揭示了另一重大轉變：21世紀政治合法性的構成基礎正在轉變。若說合法性曾主要建立在程序和形式之上——憲法、選舉、議會——如今它越來越依賴（儘管並非完全）實際成效。畢竟，還有什麼比維護地球宜居性更能體現政治體制的正當性？
在這裏，中國的「悖論」具有啟發意義。中國既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國，同時又是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其每年新增太陽能和風能裝機容量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總和。這種矛盾藴含着深刻啟示：本世紀的合法性不再源於意識形態的純粹性，而是取決於實現目標時那種「雜亂而緊迫的執行能力」。制度的價值不再由理論的優雅程度衡量，而取決於應對生存挑戰的實際效能。
對美國人而言，這種對比尤為刺痛。當他們為輸油管道和輸電線路爭論不休時，中國正在鋪設橫貫大陸的電網；當美國退出全球氣候領導地位時——特朗普政府再次退出《巴黎協定》，近期更在聯合國大會抨擊可再生能源——中國已成為能源轉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這個曾被視為問題的國家，如今通過純粹的製造與部署能力，而非道德轉變，成為了解決方案的關鍵。
這揭示了績效合法性的另一維度：壓力下的韌性。數十年來，美國憑藉其對金融體系、技術瓶頸和全球供應鏈的掌控脅迫對手——有時甚至包括盟友。如今這種優勢已非單方面。從稀土開採到先進製造業投入，中國已證明能承受此類壓力並予以對等回應。面對技術封鎖，中國加速推進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戰略領域的自主創新，其體制展現出驚人的適應能力。
因此，21世紀的績效合法性涵蓋多重維度：既要創造繁榮穩定，又需具備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力、承受經濟脅迫而不屈服的韌性，以及為能源轉型等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實力。在每個維度上，美國的失能與中國的實力的對比都愈發難以忽視。
這些成就的取得，恰逢美國乃至西方眾多民主國家自身陷入危機之際。這種同步性迫使我們面對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政治合法性是否僅關乎程序性民主？抑或必須兼具績效、執行力、治理效能與韌性？技術官僚治理的優勢——其效率、大規模建設與製造的能力——是否可能被吸收，而不必屈從於威權政體？
答案已不再不言自明。而這種不確定性本身，正是西方世界面臨的現實考驗。
▍覺醒的徵兆
美國政治光譜的各處正顯現出認知跡象。民主黨內最具活力的力量或許是德里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和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等作家發起的"豐裕運動"（編者按：abundance，豐裕運動是一種對當下自由派政治「增長建造能力缺失」的回應，它提出：不要只管分配、不要只管限制，而要讓社會有能力建更多、供給更多）。儘管他們並未將中國置於分析核心，但對國家能力、產業政策及加速建設需求的關注，清晰折射出一種逐漸覺醒的認識——即美國的發展模式已顯不足。
這種認知在技術分析師兼作家王旦（Dan Wang）的《極速前進：中國塑造未來的探索》（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中得到最充分的闡釋。對於任何認真思考中國發展軌跡的人而言，這本書堪稱2025年最引人矚目、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書籍。王旦關於技術官僚主義和工程化治理推動中國成功的論點，贏得了美國讀者的熱烈回應——他們終於願意正視那些曾被忽視或輕蔑的事實。
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國右翼陣營的部份反應。儘管"MAGA"運動對中國興趣的根源令人不安——包括對其種族同質性、監控能力及威權工具的運用的欣賞——但這體現着一種勉強的承認：中國體制在產出結果的效率上，正是美國體制日益無法匹敵的。與此同時，硅谷加速主義者和科技企業家——其中許多人如今與特朗普立場一致——公開表達了所謂"中國羨慕"：他們承認中國通過國家與私營部門的協同合作實現了突破性進展，而美國因碎片化體制而未能達成。
或許最具啟示性的是，近期民調顯示美國年輕一代對華態度正在轉變。這些年輕人通過社交媒體持續接觸所謂的「中國基礎設施大片」，他們眼中的中國越來越像「未來之國」，而非「落後的過去」。這種代際變遷，或許比精英輿論更深刻地影響着美國最終如何回應中國的崛起。
過去數月間，我在北京與來自生物科技、汽車製造、可再生能源、人形機器人等各行業的專業人士交談時，屢屢聽到相似的感嘆：過去二十年——甚至僅僅五年間——席捲中國各行業的變革浪潮是難以想象的。他們稱自己從歐美學術會議歸來時，常常為一種巨大落差所震驚：中國掀起的變革浪潮，似乎在西方世界幾乎沒有引發與其規模相稱的緊迫感。
而在中國，此刻的氛圍截然不同。在我長期逗留期間接觸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士中，存在一種幾十年前從未見過的自信。他們不再質疑中國能否後來居上。他們成長於一個技術先進、全球影響力顯著且成就斐然的國度。目睹中國在貿易戰中屹立不倒、人工智能領域突飛猛進、以大陸規模建設基礎設施，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理應躋身世界前列。
這種自信雖可能摻雜傲慢，卻遠比過去那種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更為健康。這也表明，中國無論是領導人還是民眾，都開始思考如何從崛起中的大國轉變為已然崛起的大國——這意味着要承擔相應責任與期待，也可能引發國外的種種憂慮。
▍清算時刻將至
面對這一認知，我們不應陷入絕望，而是對未來高度不確定性的謙卑。正如中國顛覆了西方關於發展與治理的傳統認知，正在全球南方興起的力量，同樣會以我們難以預料的方式，重新塑造世界的預期結構。
技術創新、人口規模與政治試驗將從長期被邊緣化的領域湧現。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死守現有格局，而在於培養思想彈性——當世界變化速度超越理論認知時，我們必須具備適應能力。
當下的「大清算」或許聚焦中國，但在更宏大的歷史長河中，它所關乎的遠不止於此：它關乎一個不再圍繞熟悉的中心運轉的世界，關乎在失去傳統神話庇護後尋求穩定的迫切需求，關乎我們必須認識到——某些關於現代性的自我敘事或許過於狹隘、過於自利、過於侷限，根本無法容納我們真實生活的世界。
思考一下中國的軌跡對於全球南方國家的意義——這些國家數十年來被告知通往繁榮的道路只有一條：即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和民主治理之路。中國證明了另一種模式同樣可行：國家主導發展、長期規劃、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有選擇地融入全球市場，同時保持政治自主性。無論是否認同這種模式，其成功不容否認，其影響力早已超出東亞。
這迫使我們承認：現代性本身——即定義過去幾個世紀的人類發展、技術進步與社會組織體系——已不再是西方的專屬物產。未來正以多元邏輯在世界各地被書寫，其成果難以簡單歸類。
尤其對美國人而言，這種認知意味着必須放棄「唯我獨尊」的領導權、評判權、創新和適應能力。這意味着承認他們所珍視的社會組織方式，只是促進人類繁榮的若干有效路徑之一。
然而美國仍擁有深厚的實力根基，其大學體系尤為突出——即便在政治攻勢日益加劇的當下，它們依能吸引全球人才。此外，廣泛分佈的華人僑民群體，憑藉其創造力、流動性與跨文化能力，構成了連接不同世界的紐帶。他們並非任何單一國家的工具，而是參與全球知識共享、創新實踐與文化交流的共同體。當多元現代性逐漸顯現時，或許正是這些社群而非政府，才真正詮釋了其真諦。
理解中國無需放棄自身價值觀或抱負，但需要我們以更開放的態度持守這些理念，以更有說服力的方式論證其價值，並通過實際行動而非空洞宣言來證明其意義。如果自由民主與市場資本主義確屬更優越的組織形式，它們應當通過成果而非言辭來證明這一點。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停止以「中國為何必然失敗」「中國何時會崩潰」之類的邏輯來理解中國。這個體系運轉良好，成效顯著。等待其崩潰並非戰略，而是逃避現實的心理機制。
這場重大清算終究關乎思想誠實：甘願直面現實而非幻想，承認任何領域的成就，並從成功中汲取經驗——即便中國的令我們不安。清算意味着拒絕否認，接納眼前證據，選擇坦誠而非自欺。
真正的清算必須由此開始：不是從政策方案或戰略框架入手，而是從一個簡單認知開始——世界已發生深刻變化，而我們才剛剛開始理解這些變化。應採取何種政策？我不敢妄言。唯有停止自欺欺人，政策工作方能啟動。我呼籲的清算關乎認知與心理，而非具體方案。我們必須清晰認知中國的成就，摒棄那種本能的「是的，但是」式貶低。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思考它對我們的意義。而這種「心理安慰機制」，正是我希望打破的問題本身。
世界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對西方而言，選擇並非在於抵抗或投降，而在於審慎適應或頑固否認；在於通過誠實自我審視強化制度，還是因對新現實的故意視而不見而眼睜睜看着制度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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