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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強國與富民之間 [打印本頁]

作者: 夜鬼 時間: 2015-8-22 02:53 標題: 強國與富民之間

西漢初年，國弱民貧，統治者們不得不選擇了無為而治的富民政策，於是有了歷史上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漢武帝在民富後走上強國之路，但也成為了漢朝全面衰落的轉折點。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都經歷了這種盛衰周期

　　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都希望強國並富民。不過由於國是自己家的，所以強國之心甚于富民。在他們心中，富民僅僅是手段，強國才是目的。而且，富民往往不是自覺的，是逼出來的，這就是新王朝建立之後被歷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讓步政策”的由來。讀西漢初期的“文景之治”這一段歷史，印証了這一點。

　　秦王朝用橫征暴斂、擴張戰爭來實行強國之夢。當時的田租高達產量的三分之二，口賦(人口稅)每人每年1000錢，全國400萬男勞力中300萬被抓去服苦役或兵役。這種以民窮為基礎的強國當然不可以持續下去，秦二世而亡是惟一結果。

　　取代秦王朝的漢朝面對的是經過戰爭浩劫、人口銳減、經濟崩潰的局面。據《漢書》記載:“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甚至“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在這種困境之下，哪能談得上強國？當時的有識之士陸賈、賈誼明白這一點，治國之臣蕭何、曹參明白這一點，開國之君高祖劉邦和以後的文帝、景帝都明白這一點。強國必先富民，富民必須“輕徭薄賦”、休養生息、自由放任。這正是西漢初年的黃老無為而治之道為本的讓步政策的社會背景。無為而治不是不想治，而是治不了。讓步是逼出來的。

　　從漢高祖劉邦以來的富民讓步政策，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漢文帝所說的“欲為省，毋煩民”。說的通俗一點就是不為強國而增加政府支出，讓百姓正常生活。這種政策的基礎還在于發展生產。封建社會中農業是天下之本，這就有“重農抑末”的政策，“末”是指商業。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最重要，這就要讓更多的人能成為勞動力。例如，讓軍人轉業，按軍功分配田宅和免除徭賦；解放奴隸，每個人可獲得20─30畝土地；對聚保山澤的土匪實行赦免，並給以田宅；鼓勵生育，生孩子可以免除徭役兩年，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峰。這些政策使農業生產恢復並發展。

　　鼓勵生產還要輕徭薄賦，即減輕農民負擔。漢高祖時就把人頭稅從每人每年1000錢減為7－14歲每人20錢，15－56歲每人40錢；把田租從三分之二減為十五稅一，景帝時又減為三十稅一，其間文帝時還免除田租十二年。勞役是農民另一項沉重的負擔，漢初把成年男子的服役時間減為每年不得超過30天，文帝時又讓列侯離開長安到分封地就國，以免除“吏卒給輸費苦”，還把服役的次數改為每年一次。

　　與此同時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幹預。文帝下詔把原來歸國家的山林川澤開放，允許私人開採礦產，利用並開發漁業資源。在發展農業的同時又採用曹參“勿擾獄市”的建議，即允許商品自由交易。從事鹽鐵的生產與交易取消過關卡所需要的“傳”(憑証)，允許自由流動，結果“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用現代的語言講就是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漢初增加生產的同時減少政府支出。一是不大興土木。蕭何修建未央宮的計劃受到劉邦批評，惠帝修長城分期進行，文帝以節儉著稱，倡導節約之風，反對建露台。二是不治陵墓，不許厚葬。三是對外不用兵，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這才有昭君出塞)，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南越王趙佗的分裂活動。

　　這些富民政策造就了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時代───文景之治，從漢高祖到漢武帝初年的70余年間，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史書稱讚“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史記》中的記載是:“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這與秦王朝和漢初的慘淡狀況形成鮮明對照。

　　但是奉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僅僅富民而國不強亦非治國之道。用今天的話來說，僅僅有經濟增長而政府不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社會難以實現和諧發展。文景時的無為而治引起兩個嚴重的後果。一是社會貧富分化嚴重，那些先富起來的大戶進行土地兼並，失去土地者流離失所，加劇了社會矛盾。二是對匈奴的忍讓、和親，使匈奴力量壯大，成為漢朝的威脅。

　　這些內憂外患使政治和經濟政策到了必須調整的時候，調整的總目標是從富民走向強國。

　　調整政策的使命落在漢武帝身上。漢武帝在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與此相適應，思想上放棄黃老之學，獨尊儒術；在經濟上包括推廣先進的生產工具(鐵制農具與牛耕)和生產技術(代田輪耕制)，興修水利，抑制宗強，實行屯田制度，鹽鐵專賣等；在對外上打擊匈奴，團結西域各少數民族政權。這些措施大大加強了國家對政治和經濟的控制。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從自由放任轉向國家幹預。

　　但在這種轉變中卻有了司馬光所說的“亡秦之失”，包括政治上的專制和獨裁，軍事上征伐過度，生活上窮奢極欲。想想看，武帝在位54年，戰爭持續達43年，僅僅一個上林苑就周長400余里，園中的奢華自不必言，封禪泰山達6次之多。有多少錢，夠這樣揮霍？所以，武帝被稱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之君，但也是漢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此後漢朝就走向全面衰落了。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都經歷了這種盛衰周期。王朝初期以富民為目的的自由放任形成全盛，但民富之後的強國則成為衰落之始。中國歷史在盛衰之中交替，但社會總體處于停滯狀態。富民往往是被逼出來的，這就造成亂世長于治世。

　　現代社會也有富民與強國的問題。不過，我們消滅了封建制度，也就走出了這個歷史周期的怪圈。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同時國家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可以同時實現富民與強國。這是我們現在正在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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