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伐革命勝利進軍的推動下，上海舉行三次武裝起義，陳獨秀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是起義的最高決策者。起義勝利後，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的反目，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陳獨秀承擔了幾乎所有的責任。歷史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造成工人群眾奪取武裝的野心”

中國共產黨為響應北伐革命，推翻軍閥統治，建立市民政權，領導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期間，陳獨秀坐鎮上海，是上海武裝起義的最高決策者。1926年9月1日，北伐軍攻克漢口後，蘇浙皖贛閩五省聯防軍總司令孫傳芳為阻止北伐軍東進，將大量兵力投入江西戰場，上海的防務頓時空虛。10月24日，中共上海區委誤信北伐軍攻克九江的傳謠，貿然舉行第一次武裝起義，剛舉事便失敗了。

1927年2月18日，在北伐軍攻克杭州後，上海總工會號召總同盟罷工，提出“援助北伐軍，打倒孫傳芳”的口號。罷工延續到22日，全上海已有36萬人參加，可謂聲勢浩大。然而，由於罷工前沒有“奪取政權”的精神準備，廣大工人群眾“都不知道這次罷工是什麼意義”。所以，當上海區委於21日下達武裝起義的指示時，僅有閘北和南市的工人回應，沒有形成一定的群眾基礎，第二次起義也不得不停止。

當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上海武裝起義的最高領導機關——特別委員會，以陳獨秀為首，由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尹寬、彭述之、周恩來、肖子璋組成。陳獨秀在特委會上指出，武裝起義離不開軍事行動，而“軍事行動，目標要集中，不要散漫”。“要造成工人群眾奪取武裝的野心”。在與特委的討論中，他分析了反動軍閥在上海的集結情況，認為可以浦東為突破口，從這裡奪取武裝。他還就武裝起義時，與國民黨左派的聯繫、黨務和工會工作闡述了詳細的意見。

上海檔案館保存的歷史資料表明，特委會就第三次武裝起義，總共召開31次會議，陳獨秀參加了30次，而且，他每次出席會議都要發表指導性的意見。如果說第一、二次武裝起義時，他是以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僅僅實行間接的原則領導，那麼，第三次武裝起義時，他則成為起義的最高決策者之一。

陳獨秀事無巨細，都要具體過問，諸如，“每天要出新聞式的宣傳大綱，不過一百字的時事報告……文字尤其要特別淺顯”。不僅要文字宣傳，還要口頭傳達、講解黨的武裝起義的策略。為使武裝起義得到北伐軍的理解和支持，他還讓工人代表去見北伐軍負責人，徵求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為上海總罷工告民眾書和告工友書的意見。

第三次起義緊接第二次起義，準備工作不免顯得急促、緊張。他在具體指導上，也就尤為注重實際效果，指示在起義開始時，不要急於去佔領機關，而應設法奪取兵工廠。他認為北伐軍是上海起義的堅強後盾，在北伐軍攻克松江後，上海總罷工便應全線舉行。同時，他又預料北伐軍來上海後，將在市政府的組成問題上，與中共發生分歧。他在特委會上提醒：

“我們要群眾的，而他們必是領袖的（即委派制），此為重要爭論點。我們應趕快做代表選舉的工作。我意在名詞上要改為民選市政府，使民眾格外明瞭。”

他甚至為武裝起義提出簡潔、有力、實際的口號：“收回租界，民選政府，市民代表大會，擁護武漢國民政府。”

上海各級工會是武裝起義的主力軍。為充分發揮工會的組織凝聚力，他指示把全市的產業工會區劃為17個產業總工會，未經總工會允許，不得私自成立工會。他還告訴特委會，在北伐軍將至上海之前，党領導的工會運動，既要注重政治宣傳，又要提出維護工人切身利益的經濟要求。他一再強調，起義勝利後的上海市民代表會議，工人應有一半以上的代表。在所產生的市政府中，共產黨員應佔有一定的比例。為此，他主持特委會議討論這一問題，決定羅亦農、汪壽華、顧順章、侯紹裘等參加上海市政府。

北伐軍於3月20日晚兵臨城下，佔領上海近郊龍華鎮，武裝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次日中午12時，上海市總工會一聲令下，全市總同盟罷工開始，參加罷工的工人達80萬，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了。此時，陳獨秀在北四川路橫濱橋南鄭超麟家，通過交通員鄭超麟和夏之栩，與在前線指揮的羅亦農、周恩來和趙世炎聯繫，指揮武裝起義。深夜，他還親自來到前線指揮部。經過28個小時的巷戰，上海工人佔領全部華界，起義勝利了。

此時，他注意到形勢將會逆轉，擔心國民黨右派會攪亂國共聯合戰線，指示要有與右派軍隊“抵抗”和“決鬥”的準備。他說：“我們是革命的政黨，所以每個黨員要懂政治，懂得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中共上海區委討論了他的講話，區委書記羅亦農說：“獨秀同志已告訴我們重要的話，我們要特別注意”，“要儘量宣傳。”

“汪陳宣言”的由來

起義勝利了，蔣介石率北伐軍順利地進入上海，而形勢卻反而變得撲朔迷離，異常複雜。

就在第三次武裝起義醞釀期間，蔣介石在江西制造反共慘案，殺害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並發表反共演說，揚言要制裁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他所經之處無不製造慘案，解散並搗毀南昌、九江、安徽等地的共產黨黨部和總工會。這些，陳獨秀都歷歷在目，有所警惕。他意識到，不久，上海將會出現北伐軍和上海民眾力量並存的格局，起義成功後，應以民眾力量施加影響，迫使蔣介石作出讓步，可這只是陳獨秀的一廂情願。

在北伐軍進入上海後，蔣介石發表安民告示，信誓旦旦地許諾：“本人對滬租界絕無用武力收回之意。”“對於商業自有維護方法”，“所有上海地方秩序與中外人民財產，自由鄙人完全負責。”而對工人糾察隊，則不遮不掩，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在此軍事期間，應該受軍事當局的節制”。面對如此咄咄逼人的氣勢，陳獨秀在中共上海區委會上指出：“我意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

起義產生的市民代表大會，在蔣介石的面目正式亮相時，開始恐懼，變得十分的不可靠，首先是商界代表退縮了，聲稱：“任何政治行動，概不加入。”甚至有些商人要退出代表，表示就是要做代表，也要“俟黨軍來後做，否則恐引起誤會”。

更讓陳獨秀揪心的是，上海的共產黨員和工人糾察隊員的身份多已暴露，而蔣介石所叫囂的“節制”，無疑是懸在中共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怎樣擺脫面臨的危機，陳獨秀冥思苦想，就是找不出一條良策。正在陳獨秀一籌莫展之際，國民黨召開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一些限制蔣介石個人權力的決議，同時，選舉被蔣介石排擠而流亡歐洲的汪精衛為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主要領導人。一時間，迎汪複職，擁汪護党，成為沸沸揚揚的輿論話題，似乎汪精衛一回來，蔣介石個人專制的種種行徑，就都可以得到遏制了。

這裡更為重要的是，當汪精衛回國途經莫斯科時，史達林予以會見，表示將完全支持汪精衛。史達林還在莫斯科幹部會上，表揚蔣介石是“遵守紀律”的。史達林的態度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深刻地影響著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和蘇俄駐華顧問。

借汪遏蔣，度過危機，豈止是陳獨秀一人所想，當時周恩來就建議，在汪精衛回國時，設法讓他直接去漢口，避免他去上海與蔣介石見面。可是，蔣介石的行動更快，早就把汪精衛接到上海，從4月2日起，便和汪精衛會談，提出兩個主要問題：一是驅逐鮑羅廷；二是分共。汪精衛說，按照蔣介石的意見，清共分共“必須馬上就做”，只是由於汪精衛堅持“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這場血腥的事變才延緩了一些時日。4月3日，陳獨秀和周恩來一同去見汪精衛，當汪精衛提出中共將要打倒國民黨，沖入租界的質詢時，陳獨秀決然否認，並表示可以發表書面宣言，以解除不實輿論的誤導，消除兩黨的誤會，共同肩負起國民革命的使命。4月5日，《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在《時事新報》等報公開發表。這篇檔不足1000字，指出：兩黨應“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協商，開誠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

這個宣言剛發表，便得到蘇聯《真理報》的高度評價，說它“是在按照正確的方針辦事”。中共上海區委立即召開會議，指出：“我們黨部要發表宣言表示擁護。”中共江浙區委、中共江蘇省委和滬西各工會聯合會、浦東工會聯合會等都發表宣言，表示擁護的態度。上海市臨時市政府和國民黨上海市特別市黨部也發表宣言擁護。

陳獨秀以為一紙宣言，開誠佈公，取信義於天下，便可以約束所有妨害國共合作的越軌行為，化解籠罩在上海灘的劍拔弩張的黑色陰雲。然而，事與願違，他的坦誠卻被蔣介石的虛偽、奸詐所矇騙和耍弄。4月7日，蔣介石還笑嘻嘻地向工人糾察隊贈送“共同奮鬥”的錦旗，12日，便悍然發動反革命政變，向工人糾察隊舉起屠刀。

接著，陳獨秀、鮑羅廷、譚平山、林祖涵、徐謙等197名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受到通緝。距此三個月，汪精衛也舉起反共的黑纛，國共兩黨終於分裂。至此，《汪陳宣言》已毫無積極作用可言，只能作為失敗的教訓，被永遠記錄在歷史中。

共產國際已有撤換陳獨秀的計畫

蔣介石開了反共清共的頭，國共兩黨的關係開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而史達林與共產國際卻在此時給中共下達自相矛盾的指示，一面要中共儘快實現土地革命，一面又讓維持與國民黨的良好關係。陳獨秀百思不得其解，如此相互抵觸的指示，到底是如何發出的，他充滿牢騷地說：“究竟叫我怎麼領導？我這個領導怎麼領導法？”

陳獨秀的領導危機自此開始呈現，這就是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所說：“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於党的領導已經不行了。”1926年12月，蘇聯代表那桑諾夫等帶著史達林的“新路線”來到中國，他們認為陳獨秀是貫徹“新路線”的障礙，有意要撤換他，只是因為時機不成熟而作罷。

陳獨秀在黨內，除了李大釗外，幾乎無人能和他相儔並尊，黨的中央委員會內，多是他的學生、翻譯、秘書，而且又多是晚輩，黨內同志多對他以“老先生”相稱。但是，中共五大後，他的話再也不是那麼靈了，衝撞“老先生”的事情也時有發生。

1927年5月，武昌和長沙相繼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面對險惡的局勢，鮑羅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示，為維護我們與國民黨左派的關係，必須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行動，否則，中國革命將難以繼續下去。羅易卻極力反對鮑羅廷的意見，大聲疾呼推翻武漢的國民黨中央。他說，這樣做只會使國民黨更民主化，而決不會影響我們同國民黨的關係。

他們之間喋喋不休的爭論，使中國共產黨很難統一思想，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陳獨秀在黨內的領導作用。作為那個時代那一事件的經歷者鄭超麟在《懷舊集》中回憶，1927年，中央在武漢時，“不是陳獨秀決定問題，而是三巨頭（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決定問題。”中共五大前，“共產國際已有撤換陳獨秀的計畫，但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接班人”。

陳獨秀陷入矛盾與迷茫之中，在共產國際的指示原則下，中共既要與國民黨保持良好關係，又要推行土地革命，懲罰反動軍官。這般邏輯混亂的政策，自然使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無所適從，不知所措。蔡和森就說：那時“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亂不堪，大家都沉悶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對於每一個問題都是動搖的，猶疑的。”瞿秋白也有同樣的感覺，他說：“當時政治局委員之中，個個都是動搖無主的，即使有若干不同的傾向，也無甚作用，對各個自己都無作用，不能說對於群眾及‘大計方針’了。”

共產國際如此地指導中國革命，也就難怪繼陳獨秀後的瞿秋白在被共產國際罷免，而讓比他更“左”的李立三取代時，才從恍恍惚惚的夢中驚醒，不無感慨地說：“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適’。”這種“不合適”，只有體驗這個過程的人，才會有真切的感受。

夏鬥寅、許克祥叛變後，馮玉祥、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領袖們，一個個露出了廬山真面目，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已無法存身，紛紛被逐出國民黨，國共合作徹底破裂。陳獨秀再提退出國民黨的要求，共產國際拒絕了陳獨秀的請求，並由此而對他越來越不滿意。

陳獨秀是個率性而為的人，索性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共產國際的出爾反爾、始終不一的路線，他說：“以前季諾維也夫一向教我們幫助資產階級，現在史達林教我們二十四點鐘內實行土地革命。”共產國際於6月下旬指示，批判機會主義錯誤，調回鮑羅廷，甚至表示：“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領導權。”鋒芒直指陳獨秀。鮑羅廷得到這個指示，並沒有立即傳達，而是一直捱到7月12日，才根據共產國際指示，重新改組中共中央，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局兼常委。

陳獨秀被停職，悵惘、疲憊地隱藏在工人住宅區內。在百無聊賴之中，他給臨時中央局去了一封信，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工作。”從而辭去總書記職務。

“中國人的革命，總得要中國人來領導”

共產國際沒有放棄對陳獨秀的追究，在汪精衛分共的前一天，竟作出這樣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現領導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錯誤。”“党的個別領導人提出了明顯的機會主義口號。”於是，右傾機會主義作為政治結論，涵括了陳獨秀自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整個歷史過程。

這裡有必要簡略地介紹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共產國際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中共作為它的一個支部，就得承認並執行加入共產國際的21條決議，其中就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部都必須執行。”換句話說，莫斯科有權給中共發號施令，而中共只有聽命執行的責任。

莫斯科對中共的指導可謂細緻入微，僅1923至1927年，蘇共中央政治局為中共專門召開122次會議，作出738個決議，幾乎每二天半就有一個決議。儘管陳獨秀有獨立見解，甚至很不情願，但是最終還是惟命是從，因為這是為共產國際的鐵的組織紀律所決定的。

蔣介石一手製造四一二事件兩個月後，共產國際負責人布哈林就在《真理報》公開點名批評陳獨秀，指責他對共產國際的指示“陽奉陰違，執行不力”。史達林甚至說：“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中共中央沒有“馬克思主義頭腦”，“對領導權一竅不通”。史達林的這一認識，一直沿襲到1949年。諸如此類的指責，其實質是將直接領導的責任，摘得一乾二淨。不過，曾指導過中國革命的維經斯基倒說了頗有良知、很負責任的話，他說：“對中國共產黨所犯錯誤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黨領導更大的責任。”

繼鮑羅廷之後，共產國際又派來羅明納茲，這位素以“左”傾著稱的國際代表下車伊始，便在長沙召開中共湖南臨時省委會議，對陳獨秀大加撻伐，要求到會者簽名贊成“打倒陳獨秀”。省委代理書記易禮容堅決反對，他說，陳獨秀在社會上有聲望，在黨內有號召力，如果陳獨秀被打倒，黨內已不容易再找到人來領導。況且，大革命的失敗，很難說是陳獨秀一人的罪過，共產國際和駐華代表都有責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此時，陳獨秀也在武漢，可是，羅明納茲就是不讓他參加會議。

陳獨秀真的閒置下來，無事可做，於是萌發重去上海，再作文化事業的思想。9月10日，他在黃文容、汪原放、陳嘯青的陪同下，乘坐英國“公和”號輪船，放江而下，前往上海。這位被通緝的“共党首犯”，不能公開露面，只得裝病躺在船艙內。這天正是中秋節，船至九江時，已是夜深人靜，他讓汪原放陪著自己踱到甲板上，望著月色朦朧的江面，喟然長歎：“中國人的革命，總得要中國人自己領導。”

此時，中共中央也由武漢撤到上海。10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林塞維克》創刊，瞿秋白請陳獨秀給中央機關刊物寫文章，他在《布林塞維克》的“寸鐵”欄內，以“撒翁”的筆名發表了151篇短文。他的文章不長，確如短小銳利的寸鐵匕首。這一年，老友李大釗被張作霖殺害，長子陳延年被槍殺，党的許多優秀戰士倒在蔣、汪的“清共”、“分共”的血泊之中。他在文章中寫道：“成百成千的共產黨員被腰斬被殺頭被槍決，而且有剝皮肢解火焚者，紳士們該稱心了吧！可是，大家要記著，復仇是人類的天性。”

中國革命已經轉入低潮，可是，全國“總罷工”、“總暴動”的計畫，還在黨內盛行。他目睹此情，憂心如焚，不忍心初建的黨遭受重創，承荷巨大的壓力，再給中央去信，對“左”傾盲動提出質疑和批評，他說：

“我見到革命於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

他還對廣州起義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認為，黨的政治口號應有改變，不宜再提具有刺激性的“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而應提具有向心力的“工農兵平民代表會議政府”，主張“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他不贊成共產國際派人參加廣州起義。他的忠告受到黨內領導者的嚴厲批評，“左”傾盲動錯誤非但沒有糾正，反而更加深了他與中央領導的意見分歧。

陳獨秀一向有主見，從不妥協的秉性，使他與中央的分歧越來越深。共產國際考慮到他在黨內和中國的影響，曾讓鮑羅廷、瞿秋白、李維漢等多次勸說，希望他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對此，他斷然拒絕，一再表示中國人的革命，總得要中國人領導。並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還是外國人瞭解？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中國人的革命，總得要中國人來領導”。這是在奉共產國際為神明，教條主義盛行的那個歷史時代，陳獨秀所發出的最富有理性的呐喊，也是他作為中共早期領袖期間的最為精髓的思想閃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