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8日∼台灣發生「2．28事件」
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委派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肩負管治台灣的重任卻不熟悉台灣民情，更將當時國民政府的霸權劣習帶到台灣，導致施政偏頗、官紀敗壞。
事實上，國民政府在台灣的駐軍毫無軍紀可言，多有乘車或用餐不付款、低價強購、賒借不認帳，甚至偷搶拐騙、強姦婦女、開槍謀殺等非法行為。此等缺點跟台灣在「抗日戰爭」前的日本官員、軍人的高行政效率、紀律嚴明形成強烈對比，也使得台灣民眾愈來愈敵視國民黨與陳儀。
台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及戰前的49％，工業產值更不到戰前的33％。此外，工廠、商店、鐵路、發電廠、學校、醫院等建設也受到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頓成廢紙，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大量印製鈔票，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金融與物價秩序混亂。
另外，國民政府接收原本屬於日本人及殖民政府的財產，又徵集台灣的民生物資，但都被運往中國大陸以支援內戰，而並非用於重建台灣的方面上。再者，國民政府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制度，壟斷了煙、酒、糖、樟腦等的買賣，並利用各種關係，排擠台灣的民營公司，並積極實施嚴格的經濟管控措施，壟斷了台灣與中國大陸貿易的經濟管道，繼續延續日本殖民地方式處理台灣，甚至變本加厲。
原本期待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民眾，面對受到歧視、產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感到非常失望，不滿的情緒瀕臨沸點。
1947年2月27日晚上7時30分左右，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天馬茶房（現時台北市延平北路、南京西路路口）前發現一名40歲婦人林江邁正在販賣私煙，查緝員沒收林江邁所販賣的私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
林江邁表示家計困難，並在查緝員面前跪地求饒，但查緝員拒絕讓步，林江邁更被查緝員葉得根以槍托擊傷頭部，附近的民眾見狀，對查緝員的處理手法非常不滿，將查緝員包圍，而傅學通等人開槍示警，卻誤傷市民陳文溪，陳文溪於翌日傷重死亡。
隨後，涉案的查緝員逃到「永樂町派出所」內，後來又轉到台北警察總局，當晚大批民眾包圍台北警察總局，要求當局嚴懲兇手，但由於警察局長官包庇下屬，民眾得不到滿意的答覆，引起了民眾的不滿，民怨終於爆發起來。
2月28日，台北市部份地區的民眾發起罷工、罷市，要求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局長歐陽正宅下台。在民眾抗議中發生了零星的焚燒事件，並造成一名警察死亡。其後民眾集結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門口示威，駐署的衛兵向民眾開槍，又再造成傷亡，使民眾情緒更為激昂。
後來，民眾轉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園內，繼續集結示威，而事件亦由示威請願演變為對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觸發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所累積的省籍、族群衝突。
在幾日內，抗爭與衝突蔓延至整個台灣，台灣共產黨領袖謝雪紅在台中以「推翻國民政府」作為號召、發動反抗國民政府的27部隊而最為著名。此外，較有規模的衝突還有嘉義水上機場與紅毛埤軍械庫的戰鬥、高雄駐軍與反抗勢力的衝突，當中尤以台灣西部的衝突較為嚴重。
從3月2日∼3月6日期間，有來自台北與台南的民眾進入高雄，高雄發生武裝反抗國民政府的衝突，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開始對高雄市區展開砲轟與掃射，於3月6日派遣軍隊攻擊高雄市政府、高雄車站、高雄第一中學，很多民眾被殺或被逮捕後處死，也有多位高雄市議員在衝突中喪生，或被逮捕後處死。
參議員兼台北市商會理事長蔣渭川為了平息紛亂而到處奔走，向民眾演講，協助國民政府與台灣民眾溝通。3月8日，蔣渭川致電予蔣介石，說明當時的實際情況，並請求國民政府不要派兵鎮壓，但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卻不斷慫恿蔣介石出兵，蔣介石就在未查明事實的情況下，決定派兵鎮壓。
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劉雨卿率領的國民政府軍隊第21師部隊抵達台灣，兵分兩路由基隆及高雄登陸，進行南北夾擊，對台灣各地的民眾展開了一場血腥大屠殺。各縣、各市反抗國民政府的勢力迅速潰敗，連擁有警察武裝力量的台中「27部隊」也無法抵擋，撤退至中央山脈入口南投縣埔里鄉後自行解散。
同時，許多台灣本土的菁英包括：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參議員兼文山茶行老闆王添燈、參議員兼畫家陳澄波、新民報編輯兼廣福洋行總經理廖進平、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新生報印刷廠廠長林界、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台南律師湯德章、台北律師林桂端等人，都慘遭國民政府軍隊的殺害。
留名的死難者，大部份在當年3月∼5月間喪生，許多被捕的嫌犯都被冠上叛國罪而被槍決，而鎮壓行動持續了九個月。國民政府下令實施戒嚴，為鞏固蔣介石威權統治而使台灣陷入「白色恐怖」的氣氛中，影響了社會的和諧，更阻礙了台灣朝向自由、民主邁進的步伐。
由於當時沒有書面資料存檔或遺留下來，各界對「2．28事件」中確實的死亡人數，一直有不同的估算。鍾逸人在《心酸60年》及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裏估算約為20000多人；王芸生在《台灣史話》裏估算約為30000∼40000人。
李喬在《埋冤1947》裏研究傷亡人數，推測方法是從1947年∼1952年的每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比較，進而推算1947年的應有人數，再從實際死亡人數減去應有死亡人數，即是「2．28事件」的死亡人數，這應該是較為客觀的計算方式。1947年的總人口數乘上推估死亡率是95046人，但當時實際死亡人數是114192人，兩者相差19146人，加上誤差人數為正負500人，則這次傷亡人數應該在18446∼19646人左右，但不包括失蹤人口，這個死亡人數相當於當時所有台灣人中，每30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再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1947年、1948年、1949年的實際死亡人數分別為114192人、95340人、93449人，所以1947 年的實際死亡人數較1948年多出了18852人，加上3％的正負誤差值，約在18285人∼19418人左右，這些人數應該就是「2．28事件」、「三月清鄉」被殺的人數總和。
國民政府聲稱這是一場叛亂，在國民黨執政時也一直是高度的政治禁忌，大部份民眾在日常談話、閒聊也不能提及這件事。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後，社會各界發起推動「2．28事件」平反運動，要求國民政府正式道歉、賠償、追求真相、公開史料、建立紀念碑、紀念館，並以2月28日為法定假期（紀念日）。
1988年2月，台灣總統李登輝在一次總統記者會，提出對「2．28事件」的看法。為了積極化解仇恨、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和為處理原則，李登輝於1990年5月指示總統府資政邱創煥組成「研究2．28事件小組」，邀請國內學者及專家，負責蒐集國內、外有關檔案及相關資料。1992年，當局將「2．28事件研究報告」對外公開。
1995年，台北新公園內興建的「2．28紀念碑」落成。1996年2月28日，台北新公園又易名為2．28和平公園。同年10月，台灣行政院制訂了「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成員包括政府、學者、專家、社會人士、受難者或其遺屬代表，最終目的為帶來真正寬恕及永久和諧。初期的工作重點在於賠償、紀念活動、撫慰。
2007年，台灣政府核定為常設性機構，經營2．28國家紀念館，並朝向紀念、教育、文化三大方向進行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