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了外交官
晚清政府外交官員的選拔和任用
外交官是為一個國家從事外交事務的官員。廣義地說，外交官不僅指常駐國外的外交使節，還包括在國內處理外交事務的官員。此外，現代外交官還分職業外交官和非職業外交官。所謂非職業外交官大多由政治家擔任，屬於政務官，一般負責組建一個業務班子協助最高決策者制定外交戰略和政策；職業外交官則是處理具體涉外事務的官員。中國古代外交官到晚清政府時出現的現代意義上的外交官群體這一轉變過程起步艱難，發展緩慢。
清朝外交官的主體
——來自科舉正途的官僚士大夫
儘管清政府早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設立由兩廣總督兼任的“五口通商大臣”，以負責通商交涉事宜，但真正意義上的外交官的產生應以1861年（咸豐十年）1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為起點，理論上說，其辦事人員就是外交人員。辦理一般業務的主要行政人員是章京，主要來自內閣部院軍機處等處。這些章京來總理衙門後仍保留其原任機關的職務，最初均辦理與其原任機關相關的業務，換言之，這是一種合署辦公的方式。這種方法雖然簡便，但不易協調，於是後來採用分班辦事的方法。到1864年（同治三年）又採取分股辦事制，按照交涉對象和職能先後設有英、法、俄、美、海防五股。整個看來，總理衙門是一個龐雜的外務系統，由一幫舊式官僚構成了清政府“外交官”的主體。
在派遣駐外使臣方面，總理衙門訂出《出使章程十二條》，主要內容有：出使各國大臣由禮部頒發“大清欽差大臣關防”，任期為三年一期；使臣分頭、二、三等，辦理伊始，一律暫作二等；各使所帶參贊、領事、翻譯等員，由各該使酌定人數，開列姓名，存總理衙門查核，亦以三年為期，期滿後堪任用者，由繼任大臣酌留；使臣有緊急事件可隨時上奏，尋常事件函咨總理衙門轉奏。使臣通稱“欽差大臣”，說明擔任這一職務的只能是清廷官員。在中國國際地位急速下降的情況下，他們的使命在於抵禦列強各種形式的侵略，挽救行將就木的大清王朝。
專業技術人員的培訓
就外交人員的培訓而言，清政府始終沒有設立專門培養外交人才的機構，也沒有制定一套培養外交人才的具體方案。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設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901年“總理衙門”改制為“外務部”後設立的儲才館一定程度上擔負了外交人才培養和儲備的任務。
既辦外交，語言的溝通便是首要的技術問題。主辦洋務的奕訢意識到：“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因此，他在1861年（咸豐十年）1月提出的統籌善後全局的章程六條中，第五條便是“設立學館，培訓外語人才”。在以奕訢為代表的洋務派的堅持下，京師同文館于1862年6月正式開辦。同文館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引進西學、教授西方語言文化的學校，開設英、法、俄、德和東文（日文）館。除學習各國的語言外，同文館于1866年後還陸續開設了一批西學教程，學習數學、格物、化學、天文、地理、生理學以及公法、富國策等近代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同文館學生的“歷練”一種是為總理衙門充當譯員以及在電報房設立後充當譯電員，另一種是出洋遊歷。清政府每次遣使都派上幾名學生隨同出國。
但在傳統士大夫們看來，語言文化是一個民族文明的根基，對於向來以華夏文明自豪，骨子裏鄙視外夷的他們而言，如此屈已從人，實為無奈之舉，不可避免地對此心存戒意。1867年，籌設天文算學館時，總理衙門曾奏請招收正途官員入學，學業優秀者給予升遷，試圖以此使同文館的洋務仕途與科舉正途合流，此舉遭到頑固派官僚的激烈反對和抵制，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這樣看來，同文館並不是培養近代意義上的外交官，而只是培養新式的“通事”，即翻譯。因此，19世紀後半葉清政府的外交官錄用體制實際上是採用雙重標準：辦外交的主要官員，包括總理衙門的大臣和章京，以及出使大臣，基本上是科舉出身的傳統士大夫，而學習西學的同文館學生和後來的留學生們，則只能充當以翻譯為職業的輔助性官員，即技術性人員。
外交人才儲備制的建立
這種情況在二十世紀初，開始有所改變。1901年，清廷頒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著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同年簽訂的《辛醜條約》規定，新設的外務部侍郎中必須有一人通西文西語，由此開闢了西學之士的入仕之路。1906年外務部制定新的錄用辦法，更是規定：“就各國使館、各省洋務局人員調取曾經留學歐美畢業，或精通外國文字、熟諳交涉、年富力強者到部行走”；學生則“選盡曾經留學歐美及日本者”。同時，外務部還特別奏請在其下屬設立儲才館一所。1906年4月，儲才館正式設立，由外務部堂官直轄，設提調、幫提調各一人總理館事。該館聘請歐洲中立國國際公法專家任講員，開設講習、調查、翻譯、評議、撰議、編輯等課程。在儲才館受訓人員均為在職官員、留學生和譯學館畢業的學生，學習期限為三個月至一年。此後，儲才館成為外務部訓練和儲備外交人才的專門機構，培養了一批新型外交人才，吸納了一批曾留學海外的新型知識分子擔任外交部門的重要職務。這標誌著，清朝的外交人員培訓體制開始趨向成熟，實現中國外交形式上的近代化。
與基於以專業知識服務國家，而不是以操縱政權為目的的文官理論而選拔的西方專職外交官相比，晚清的外交官員，尤其是早期總理衙門的官員，上至大臣，下至章京皆為兼職，往往造成責權不清，遇事推諉，辦事效率低下的吏治通病。其次關於選拔外交人員的標準，西方國家大致有兩種：一是所謂多能的知識，一是核心知識即專門知識（如國際法、國際關係、外語等）。此外還要有豐富的外交經驗。如首任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來中國以前曾有在外交界任職的經歷。清政府起先沒有標準，只是從朝廷官員中選擇能言善辯者為之，其後又一味追求外語能力，而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方面的知識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總的來說，晚清政府在屈辱被動的情況下，被西方列強拉入了近代外交體制之中，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和國際接軌”，也確實培養了一批外交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