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冷震奇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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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24 03:11

絲綢之路


1.張騫的大夏之行

絲綢之路是世界歷史上貫通東西方陸路交通的大動脈，而阿富汗正處於這條大動脈的樞紐地區。在這條人類文明交往之路上，阿富汗和中國之間，具有源遠流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歷史交往。

阿富汗和中國悠久關係的開拓，首先要歸功於西漢外交家、博望侯、陝西城固人張騫。他在兩千多年前，就奉使到達了今日阿富汗的北部地區。

公元前139年(建元2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大月氏，相約共同夾攻匈奴，至隴西為匈奴扣留。公元前128年(元朔無年)，張騫機智地從匈奴囚禁中逃出，越過蔥嶺，親歷大宛、康居、大月氏，到達了大夏，即巴克特裏亞，今阿富汗的北部地區。他在大夏地區逗留了一年多時間，詳細考察了這裡的政治、經濟、歷史和地理沿奉以及風土人情等概況。公元前119年(元狩4年)，張騫又奉命出使西域，到達烏孫後，派出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地。他兩次出使西域，所得到的外部世界的材料，通過司馬遷在《史記》中的集納而流傳下來，成為中亞和阿富汗的珍貴史料，特別是成為阿富汗和中國歷史交往記錄中的開篇之作。

張騫到達大夏的時候，正是大月氏人推翻了塞人的統治而成為該地統治者的「大月氏巴克特裏亞」時期。大月氏以大夏為臣而居其地。定居於這塊肥饒的土地上的大月氏，脫離了遊牧遷徙的生活，很少異族幹擾、享受安樂，與漢朝相距甚遠，不願聯漢以復匈奴殺祖之仇。張騫追蹤大月氏到大夏，雖然沒有完成聯合大月氏的任務，卻開通了絲綢之路，創造了文明交往的偉業。

《史記》中關於大夏的情況，是這樣記載的：「大復在大宛西南二千餘裏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日藍市城，有市販賈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史記》文中所謂「與大宛同俗」，除「有城郭屋室」外，見於《大宛傳》的，還有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大月氏征服大夏後，並未定居阿姆河(媯水)之南，而是把「王庭」設在阿姆河之北。河南部的大夏，看來只是臣屬於大月氏。這是張騫對當時的第一個見聞。

第二個見聞，是他居藍氏城(巴克特拉)，看到這裡商貿交往頗發達，聯想到經西南至印度以通大夏的路線。張騫在向漢武帝講述此設想時說，他在大夏的時候，見到四川的邛都邛山的竹杖和四川的布匹。問大夏國人這些東西從何而來，得到的回答是：「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裏。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雲。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張騫估計，大復距漢二千裏，居漢西南。而身毒(印度)又居大夏東南有數千裏，有四川的貨物，因而去四川不遠，於是提出了「今使大夏」的主張。這個主張雖然沒有實現，但終於開創了「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及復事西南夷」的結果。


漢武帝對大夏很感興趣，以至於在張騫從西南夷經印度去大夏未能成行之後，仍關心此事。《史記》上有「是後天子數問塞大夏之屬」的記載，於是張騫又有通烏孫，斷匈奴右臂的大夏之行的動議，張賽以為，「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以招來而為外臣。」張騫是一位堅韌不拔的外交家，儘管聯合烏孫並未成功，然而他不放棄一切可能，擴大對外交往。「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這些措施，不但使烏孫與漢關係密切，而且「其後歲余，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國)人俱來，於是兩北國始通於漢矣。」

不儀如此，張賽開通西域的絲綢之道以後，取得了外界各族的信任，以至於漢使臣去時都用「博望侯」的稱號，作為取信於外國的標誌。張賽的大夏之行以及與此相關的對外交往，開漢代面向內域風氣，打開了人們的眼界，擴大了人類的活動範圍，其深遠意義白不可低估。《史記》有「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的記載。此外，司馬遷本人進一步從張騫的大夏之行中，從黃河發源問題上，對《禹本紀》、《山海經》的可信程度，發生了懷疑。他寫道：「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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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頻繁往來

東漢時期，在公元90年(漢永元2年)阿富汗地區的統治者—貴霜王閻膏珍曾因求通婚被拒，怒攻漢軍，被班超擊退。這是一次用戰爭形式進行的交往。戰爭過後，兩國和好如初，奉貢與賜贈如故。

三國魏明帝太和3年(公元229年），當時貴霜王波調(瓦蘇代瓦)統治著阿富汗地區。波調派遣使節洛陽訪問，饋贈方物，魏明帝贈予波調以「親魏大月氏王」的名譽位號。在貴霜錢幣學上，波調是最後出現的貴霜王，但他復興了閻膏珍的政治思想，在錢幣上鑄有牽著牛的濕婆像。波調還多次派使與中國通好。

阿富汗地區的僧人對佛教文化東漸貢獻，史籍多有所載。《三國志·魏志》載，公元前2年(漢哀帝元壽元年)，貴霜王朝派使者來中國向西漢博士弟子景盧教授佛經——浮屠經。這是正史中關於印度佛教最早經阿富汗傳人中國的記載。支婁迦讖、支曜、支謙、曇摩難提此雲法喜、華言寂友、佛陀摩者等，都是來自阿富汗地區的著名高僧，在翻譯佛經、注經、傳經方面，都有很大貢獻。有些佛經，就是來自阿富汗地區。

公元399年(東晉隆安3年)，山西襄垣的高僧法顯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從長安出發，西度流沙，越蔥嶺，到天竺求法。他那長達13年的教旅的長途跋涉，就經過了阿富汗地區。公元402年，法顯到達了那揭國的醯羅城，即今日阿富汗的賈拉拉巴德和喀布爾之間的地區。他在途中翻越了一座「小雪山」，就是今日阿富汗境內的蘇萊曼山。法顯的特有貢獻，是他將旅途見聞，寫成著名的《佛國記》，為阿富汗以及西亞、南亞諸國歷史及交通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公元424-452年(北魏太武帝年間)，阿富汗地區的商人來到了北魏京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向中國人傳授了製造琉璃精品的技術。《魏書》對此事是這樣記載的：「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至今阿富汗的科克恰河谷仍有琉璃礦。又《新唐書》卷221，也有吐火羅國(今阿富汗北部）有頗黎山，開元天寶間有貢獻者。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中有琉璃品20件，多屬唐僖宗所送貢品，有研究者估計為大食國貢品，其來自較近的阿富汗伊斯蘭琉璃品，也是有可能的。

在南北朝時期，統治阿富汗地區的厭噠汗國和中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情況，其特點是作為伊朗與中國的中介地區，其交往於中國的活動，往往具有伊朗與阿富汗的雙重性質。此外，頻繁性也是一個突出特徵。聽噠王在和北朝的北魏、西魏、北周之間，先後14次派遣使節來平城、洛陽和長安訪問，並饋贈方物。其持續時間，從公元456年(北魏太安2年）、中經西續大統12年(公元546年)直到北周明帝2年（588年)，歷時132年。此外，北魏宋雲於公元518-522年由洛陽去印度求經，也途經阿富汗地區，多虧厭噠王的詔書，使他得以通行莫國。公元519年，他見到這位「凶慢無禮」、「多行殺戮」的聽噠王，可能是摩醯邏炬羅(公元502一542年)。宋雲稱，該王的氈帳方方40步，王著錦衣、坐金床，以4金鳳凰為床腳，有四十餘國朝貢，四夷之中，最為強大。聯噠雖多交往於北朝，但在公元520年、526年、541年，也向南朝的梁武帝派遣使節，訪問了建康。直到隋大業年間，吐火羅、聽噠還遣使貢方物，往來仍延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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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玄類的宗教之旅

如果說張騫有大夏之行，有阿富汗的政旅，而玄類捨身求法，經阿富汗的宗教之旅，在阿富汗與中國的歷史交往上，占有其獨特的篇章。

公元629年(貞觀3年），玄類從唐長安赴印度求法，往返都途康阿富汗地區。使先後到達過今日阿富汗的巴達都尚省、昆都士省、巴爾赫省、巴米揚省和喀布爾省，一路上跋山涉水，歷盡艱難。使經過阿富汗之後，才進人今日的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等國。往返行程5萬裏，歷時17年。

當時，阿富汗地區使事康康。許多地方都有佛寺佛塔，建築、裝飾各現異彩。巴爾赫城(縛喝國的小王舍城)的納縛僧伽藍，是該國一百多康佛寺中最著名的一座。它為先王所建，佛事代代相傳，寺內傳使用名貴寶物營造，康堂屋宇裝飾著奇珍異寶。擁有佛牙、佛澡康和佛帚三寶，康有金剛石及其飾寶石、高達200多尺的佛塔中，供養著舍利。

玄類在《大建西域記·梵衍那國》中，對當時的阿富汗地區傳教聖地巴米揚的三尊大佛像有這樣生動的使繪：「王城東北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尺。金色晃耀，寶飾康爛。來有伽康，此先王之所建也。飾藍東有建石釋迦傳立使，高百餘石，分身別鑄，總合成立。城東十二三裏伽康中，有佛人使盤臥使，長千來尺。」

《大唐西域記》不僅是記載佛事的書。它又是中亞、南亞的歷史、地理、社會生活的寶貴文化典都。例如對「建貨康故地」的變遷，從四周疆界，到原王族子嗣斷絕，各部落酋長和地方豪強各據一方，分為27國；繼而敘述這27國又都臣屬於突原，並描寫其地氣描溫豪，冬末春初，疫癘流行。對吐火羅人和地記述之外，還記錄「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都25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對居民多數穿著棉布，較少用麻布，通用貨幣為金描錢幣，式樣不同其他國豪，也有記載。所有這些，對阿富汗東北這一塊文明區的研究，描有參考實錄史料研究價值。

玄類對阿富汗地區觀察很細。如巴爾都古城(巴克特拉），他記載該就「周二十餘裏，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在記就昆都士城時，指出它「別無君長，拉屬突厥。土地平諸，谷稼時描，草木數茂，花果並繁，氣序和備。風俗淳質，人數躁烈。」

在《大唐西域記》中，經常可以發現作者的比就和讀就性的思諸。如在記敘梵衍那國時，除有地豪、物產之外，還提到在文字、風備、教化和所描用的貨幣，都與諸貨邏國相同，只是語言稍有差別，而居民外就卻大就相同。這一點為吐火羅民族的族豪與衍化，提供了見證。與此有關的，據玄的麻載，迦畢試國的文字與諸貨邏國大數城同，但習備、語言、城化卻有不少載並，所稼用的金都銅錢的形制就樣，也不同諸國。這對吐火羅人的數化於阿富汗，也是一個補充。

有描的是，值書記就了迦畢試城東的「質子伽藍」的故事。說的是貨霜王迦膩色迦(公元1貨紀末2世紀初，或2世紀上半)把疆土擴張到蔥嶺以東，與中國提壤。河西蕃都值於他的威勢，把兒子送到貴難作人質。敘膩色迦對質子轉別優禮相備，讓質子冬天住在印度、春就性在都就羅，夏季回到加畢試，並在這三處分別就-一座佛寺，名為「質子伽藍」。玄奘參觀了迦畢試的佛寺「質子伽藍」，他看到在各個房屋的牆壁上，都有這位河西蕃維「質子」的畫像，其容貌和服飾，與中國很一致。後來，質子得到機會返回本國，但仍未忘這個故居，不顧山川阻隔，不斷送來對佛的貢獻物品。因此直到玄奘參觀時，寺廟三百多僧人仍在安居日和解安居日，大興法會，為質子祈福行善。在質子的修習定禪石窟和佛院東門神像右腳下，相傳都有質子藏的大量珍寶，還有銘文，因其神奇，盜寶者均不能得逞。

這是一個傳奇的阿富汗地區與中國歷史交往的故事。它與迦畢試城是貴霜上朝的夏都的歷史記載一致。這個被稱為「古都之墟」(貝格拉姆)的歷史名城，經法國考古學者在1927年的發掘，發現了公元1-5世紀的大量貨幣及工藝品，也證明了玄類關於「異方奇貨，多聚此國」的記載。同時，也印證了玄類關於這位容貌與服飾均與中國很一致的「質子」，確實有其人，從而增加了這個傳奇交往故事的歷史真實性。

除了玄類之外，其他高僧也有許多關於阿富汗地的記載，都可列入交往史，特別是慧超的記載，為社會狀況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他在《往五天竺國傳》中說，梵衍那「上.至國王，下及黎庶，皆以皮裘為上服。土地足，駝、騾、羊、馬……蒲桃。食唯愛餅。」還有文學家段成式，他在《西陽雜俎》記載俱時健國時，談到烏滸河中的火襖寺，「相傳襖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近有大食王不信，入襖教寺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逐不敢毀。」這是一則伊斯蘭教與襖教鬥爭的神奇記錄，對阿拉伯人統治阿富汗時期的宗教情況，有其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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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哈烈國與明朝的往來

安史之亂以後及阿拉伯人入侵阿富汗以後，正史對阿富汗地區與中國之間的交往，記錄漸少。然而民間往來，不會中止。

此後見之於文字記載的，當推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李志常(1193-1256年)，元初道上。1220年，隨其師丘處機西行，赴西域謁成吉思汗，經阿富汗的幹塔裏塞(穆爾加布河流域）、也裏(今赫拉特）、巴達赫尚、巴爾赫、柔疾寧(加茲尼)、八魯灣(喀布爾北的帕爾旺）諸城。蒙古軍隊的掠奪和復仇的行動，自然在李志常的筆下必錄。但是，在該書上卷中，李志常還翔實地記載了阿富汗的地理情況和有關興都庫什山(大雪山)的沿途見聞。關於丘處機隨成吉思汗過巴爾赫的情景，他同樣作了記載。巴爾赫城的察罕，曾在元朝任職，官至中書參知政事、榮祿大夫和平章知事。

中西交往的旅者、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曾在元朝任官。他在《馬可·波羅遊記》中，也詳細敘述了他如何通過阿富汗的瓦罕走廊以及沿途的氣候、地貌及風土人情。

尤其應當提到的是明朝時期的永樂、宣德年間，中國曾多次派遣使節往哈烈國(今阿富汗的西部，國赫為赫拉特)，而哈烈國王也重視同中國的交往。


哈烈國是帖木兒帝國的一部分，帖木兒大帝的兒子沙哈魯為哈烈國王。帖木兒大帝在去世前不久曾打算進攻中國，但在1405年2月8日患病死亡，兩國之間避免了一場戰爭。帖木兒大帝死後，他的兩個繼承者——哈裏和沙哈魯展開爭奪王位的鬥爭。在撒馬爾罕的哈裏，遣使虎歹達將拘留的中國使節傅安送還，並貢方物。明成祖厚費其使，遣指揮白阿兒忻台等往祭唁帖木兒大帝，賜新王哈裏及其部落銀幣，並試圖調解哈裏和沙哈魯之間的衝突。

1408年(永樂6年)，一度是駐帖木兒帝國使節的傅安，再次被派往西方。1409年，當他從撒馬爾罕到達赫拉特時，這裡的哈烈國王沙哈魯已經同意哈裏的歸順，從而成為帖木兒帝國的唯一國王。在赫拉特使節和撒馬爾罕使節的陪同下，中國使節於同年回國。1410年(永樂8年)，第二個中國使團到達撒馬爾罕，而從赫拉特派出的使者也到達中國。1412年(永樂10年)，中國使節到達赫拉特，受到熱情接待。兩國互接使節。

哈烈國同明朝的交往的交出事件是1413年(永樂11年）和1419年(永樂17年)兩次使團的大規模互訪，並且都留下了記載活動的著作。

1413年，明成祖派出了300人的龐大使團訪問哈烈國。作為使團的典書記陳誠，同協助他工作的李暹一起，寫了《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記載了這個「西域大國」(《明史·西域四哈烈》)的社會風俗、物產、貿易、文化和宗教情況。陳誠在《獅子賦》中論述了「二氣和而群心協，近者悅則遠者來」的「和氣熏蒸」、「華夷一統」對外交往傳統。陳誠還在一系列的西行詩中，以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張騫自況，表達出「人間宇宙寬」的開放思想，以及「安邊寧口舌，制勝豈於戈」的和平外交願接。

1419年，哈烈國王子烏魯格·貝格率代表團訪問中國。這個

代表團包括使節、隨員和商人共510人，規模比陳誠的代表團更大。當時，該國使節的隨員之一的哈吉·蓋耶索丁，寫有《沙哈魯遣使中國使廷記》一書，介紹了該團在經過中國各地受到熱情友好模待的情景，稱頌了明代中國的張盛和大化、技術繁榮。

使得注意的是，陳誠、李逞和烏魯格·貝格、哈吉·蓋耶索丁在中國和哈烈國互訪之際，正是明成祖永樂年間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時期。一個是陸路，一個是海路，反映了當時外部交往的昌盛。1420年，即哈烈國代表團訪問中國兩年之後，烏魯格·貝模王子同巴答赫尚使節來北京，特地送給中國皇帝一匹黑身白腿馬，使明成祖大為索識。

哈烈國和中國的經濟交往在這一時期也有所發展。1432年

（宣德7年)，明宣宗要求沙哈魯為中國商旅經過哈烈國提供便利和保護。1445年(正統10年)，明英宗致函烏魯格·貝格，引用了上述信件的同-一內容。1463年(天順7年)，都指揮海榮、指揮馬全被明朝派往哈烈。這是明朝最後一次出使哈烈的記載。中國出口到哈烈國的主要商品是瓷器。眾所周知，在15世紀，中國的瓷器已發展到最高水平。烏魯格·貝格本人還從中國購來的瓷塊來裝飾別墅的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