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著名的外交家黎庶昌，迄今還是一位陌生的歷史人物。黎庶昌是晚清第一批駐外參贊之一，也是「中興名臣」曾國藩四大門徒之一，歷任英、法、德及西班牙使館，著有歷述其參贊經歷的《西洋雜誌》，後又兩任駐日公使。但至今只有少數文獻傳記略述他的生平事蹟。
黎庶昌
即使如此，我們也能透過黎庶昌編纂的《拙尊園叢稿》中的《敬陳管見折》，來看他有多前瞻。
《敬陳管見折》，是一篇文章講述一個從封閉環境走向世界的中國人，面對中國和世界事務所做的思考。自1877年1月，黎庶昌隨郭嵩燾在倫敦赴任，有感清廷「遣使八年，出洋諸公從未有將中外情形統籌入告者」，故自己「奉使東西兩洋，已逾八載，聞見所接，思慮所籌，何忍緘默不言」，於是專折敬陳管見。
這一份專折，主要圍繞內政改革提出六條建議：
一、水師宜急練大支
二、火車宜及早興辦
三、京師宜修治街道
四、公使宜優賜召見
五、商務宜重加保護
六、度支宜豫籌出入
致遠艦上的北洋水師官兵，左起第六人為鄧世昌
所謂「水師宜急練大支」，是鑑於「北洋水師粗立基緒，然戰艦未備，魄力未雄，實難責與西人匹敵」。黎庶昌考慮到中國海疆袤延萬里，應練足百號兵船以資防守，其中，以六十號分配給南北兩大軍，每軍應有鐵甲巨艦四五艘，專作攻敵之用，並建立「海部」（似後來的海軍衙門或海軍部），統一發縱指使，庶幾章程一而號令齊。
關於「火車宜及早興辦」，強調「西洋富強之術首在輪船、火車」，認為「西法中之便官便商便民而流弊絕少者，獨火輪車一事耳」，駁斥了當時「修築鐵路有礙民生」或「巨工有關風水」的怪論。
1881年李鴻章視察唐胥鐵路
至於「京師宜修治街道」，黎庶昌建議除宮禁，內外兩城坊巷「似宜飭下五城順天府：聽準官民共起公司，設局修理。國家歲撥經費數十萬兩助入之，仿照外國章程，抽收地稅、房租以佐不足。將街道一律平繕，治使寬潔，廣種樹木，添設自來水火，以便民用。徙致豪富以實空間，置巡役以養旗丁，藉工作以消盜賊。務令兩城內外，煥然一新，蕩平如砥，則四海之人皆將悅而願遊於吾宇矣。」
晚清時的北京
黎庶昌認為，這樣有系統地開展首都城市建設，最容易被外國人看到為一項振作有為的舉動，又是對國體、民生有裨益的事。基建使人工作，更可減少民眾淪為盜賊。
關於「公使宜優賜召見」，黎庶昌建議皇太后、皇上每年於春秋和暖時，召見各國駐京公使一二次，接以溫語，賜宴款之，則：「天顏半日之謙光，轉足以伸彼瞻雲就日之忱，而起其肅廟雍宮之敬」。還建議在京師、天津、上海特闢西式客館一所：「不厭崇閎巨麗，輔以園囿，足備壯觀，凡遇各國遊歷之王公貴臣及往來公使人等，延使居住，用示懷柔，未嘗非外交之一助。」
1887年上海外灘
就「商務宜重加保護」，黎庶昌鑑於「西人長駕遠馭」，中國「大利幾至盡為所有」，為了挽回利權，建議對各省煤鐵廠礦的開設，應指示「經辦大員通盤計劃，將來源銷路一精籌奏明在案」，「如興辦火車鐵路，則煤鐵不患其無用矣；改鑄金錢銀錢，則五金不慮其不通矣；公務要件率先摘由電傳，則電局不致虛設矣。凡若此類，必仰賴朝廷權力，明示扶持，庶免公司倒折之虞，即杜外人覬覦之漸，商務當日有起色。否則聽從各省枝節而為之，徒有開辦虛名，不聞見功實效。」
1887年上海外灘近南京路一帶
關於度支宜豫籌出入，建議仿西洋辦法，宜將一年全國財政應出應入之數，令各省分款核計，於前一年先行奏聞，由朝廷分成最急、次要、尋常三等，應付急需者，務期如額，「頒示簡明章程，使之遵守，不足之數，然後酌取於民。」籌款辦法仍仿西洋，除釐金、關稅外，官民俸入之稅、準票引票之稅、菸酒公司之稅、火車電報信局之稅，皆屬巨宗，若能一一推行，歲增當必不少；而鴉片煙一項不問中外所產，尤應嚴格重懲，無使漏網。
1887年上海外灘的外擺渡橋
黎庶昌不只是齋說，他的現代發達的主張，也令他在處理外交事務上得心應手，為促進中日友好作出卓越貢獻。他先後兩度任駐日本公使共6年，凡外事活動，黎庶昌堅持維護國家尊嚴，保護旅日華僑正當權益。同時也注重睦鄰友好關係，利用家鄉盛產茅台酒的便利，開展酒文化外交，既擴大了出口，又施澤鄉里，深受日本各界歡迎。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任滿歸國，離任時，日人送行塞巷盈途，餞行至數百里外。
我們也許能看出，以上種種建議均能有效改善中國積弱之局，當中度支的建議，較清廷在1901年被迫宣布全面推行「新政」早了十八年。但就是因為黎庶昌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年代，他的建議不被重視，可說可以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