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一二年，秦直道在蒙恬的主持下開始修築，這條軍事要道的修建使得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不斷交流融合，也為秦朝的軍事防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陜北俗稱“皇上路”、“聖人條”，這條要道可以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一條高速公路了，它全長七百多公裏，從鹹陽一直修築到了匈奴人的地盤上，甚至，在它整個路線上有一半都在高原地區。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這條路的修築難度並不大，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秦人對於高原地區的地形、地貌並不熟悉，他們為了修建這條要道可是下了不小的功夫。
許多地理學家曾經實地勘探過這條道路：
如果，直道的修建方位稍微偏向東面一點，那就會遇到地形更為復雜的丘陵地區。如果，稍微向西偏差一點，便會遇到一大片的沼澤地帶。那麽，兩千年前的古人們到底是如何將這條直道不偏不倚的修築在了北方大地上呢？
這個恐怕我們還需要從史書的字裏行間找尋答案。
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記載，趙王曾經就提出了修建直道的設想，並且，趙國的後世之君逐漸開始設置九原郡，對直道的具體方位進行了詳細的勘測，甚至，在黃河的渡口附近都營建起了施工場地。那麽，我們基本可以認為，秦朝建立之後修建的這條直道其中也有趙國人的一些功勞。
難道僅僅依靠剛發明不久的羅盤定位技術，他們就具備了如此遼闊地域內的大地測繪技能了嗎？就是按照現代人的思路，如果沒有特定的技術支持，要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在一個無論是地理方位還是地質條件都十分陌生的區域內完成這麽大的一項工程是絕難想象的。
關於直道修建的具體時間歷史上是有著非常明確的記載的，但是，對於這項工程徹底完工的時間我們卻無法找到其具體時間。不過，我們可以從一些史書中的細節處來略加推斷，《史記》中曾經有過這樣的記載：公元前二一零年，農歷八月時胡亥從直道一路進入了鹹陽地界。
這也就說明，在當時直道很有可能已經進入了修建的尾聲，或者可以說直道已經完全竣工了。所以，現在史學界普遍認為直道的完工時間是在公元前二一零年。也就是說，秦人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就將一條交通要道修建完畢了。
但是，現在仍然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因為，同樣是在《史記》中記載，秦始皇去世時也曾提到了這條直道，書上明確記載了“道未就”。兩種觀點各有依據，但是，它們同時也都存在漏洞，歷史的真相仍然等待世人揭曉。
這裏，其實較為中庸也比較可信的一種說法就是，秦始皇在巡遊視察途中暴斃而亡，二世為了掩人耳目選擇了尚在施工中的直道南歸，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風波平息之後才繼續修繕直道，一直到了公元前二零七年才算真正竣工。
這裏面，司馬遷雖然明確地記載了秦直道的起訖地點和裏程，但是，遍檢《史記》全書，卻無法發現雲陽與九原之間任何其它的具體經由地點，這也為後人留下了一樁千古遺案。
可以說，這條直道在秦漢時期是中原和匈奴文化交流的載體，正因為它的修建竣工才促進了文明的不斷交融。
唐朝建都於長安，強大的突厥族雄峙於漠北，頻繁南侵關中。唐太宗時期，突厥一次進犯，十萬鐵騎直達渭河岸邊，兵鋒威逼長安。
後來唐王朝轉守為攻，再奪河南地，設置東、中、西三個受降城控制陰山防線，直道聯系北邊諸軍要鎮的作用仍顯而易見。一直到了明代，直道仍舊是一條通途，清朝初年才漸趨湮塞。之後，隨著時代不斷發展，直道也逐漸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歷史地位。
放在現代它仍然有著巨大的旅遊價值，巴彥淖爾市政府近年來也十分重視這條古道的旅遊開發項目。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註意到在文物遺址保護這一方面，古代文明從萌芽到成長再到沒落，見證了無數歷史的瞬間，也值得我們後世對其進行保護性發掘。我們既要將這種古代文明展現給世界各地的人們觀賞遊覽，則更要對它們進行修繕維護，並且，要將這兩個方面做到互相促進。
共同發展並不容易，但是，這也正是對於文物遺址保護的重中之重。不少人不理解文物保護工作，甚至，還將考古工作人員和盜墓賊相提並論，這種說法是極其荒謬且可笑的。可以說，這份工作是每一位炎黃子孫應盡的義務和責任，那一座座遺跡和一件件文物都是歷史的縮影，忘記它們便是忘記歷史，便是忘記了我們自己的根。
看著那些正在逐漸消失的歷史遺跡，我的心不禁揪了起來，這些遺址遺跡是我們和古人對話的重要載體，更是古文化的根源。如果讓它們哪一天它從我們的身邊消失了，那麽，我們又該到何處去尋找歷史？史書終究是一片紙張，而那些遺址遺跡才會讓我們和古人真正對話。
我們現在看來，直道可能已經無法發揮它的交通運輸功能，但是，在千年之前，正是因為這條道路才有了秦王朝真正意義上的交通要道，才能使得漢朝得以抵禦匈奴人的侵略，最終，換來了四百年的邊境的相對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