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am

嚴家淦在蔣介石病逝7個多小時後便繼任“總統”，時間之快為歷史罕見。嚴繼任“總統”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蔣介石遺體靈櫬置於“國父紀念館”。
特派倪文亞、田炯錦、楊亮功、余俊賢、張群、何應欽、陳立夫、王雲五、于斌、徐慶鐘、鄭彥菜、黃少谷、谷正綱、薛岳、張寶樹、陳啟天、孫亞夫、林金生、沈昌煥、高魁元、賴名湯等21名大員組成治喪委員會。

與此同時，“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歷時一月為“國喪”期，“國喪”期間停止娛樂、宴會及各項慶祝集會(後改為4月6日至17日)；

(2)軍公教人員一律著素色服飾，並佩帶25寸寬的黑紗。
(3)蔣介石遺體停放國父紀念館5天，供民眾瞻吊。


4月6日凌晨2時，蔣介石遺體由士林官邸移至“榮民總院”。翌日，允許民眾瞻仰蔣介石遺容。在蔣介石靈堂四周播了88根白蠟燭，正中供奉著蔣介石的巨幅遺像及遺囑。靈前有5個用素菊綴成的十字架，正中一個為宋美齡的，上款書：“介兄夫君”，下款書“美齡敬挽”。


4月9日，蔣介石靈柩移至國父紀念館。移靈前，蔣經國親自為其父穿衣服，按照鄉例，給其父穿了7條褲子、7件內衣，包括長袍馬褂。遺體貼身包著絲綿、黑褲、黑皮鞋。胸佩大紅采玉勳章，左右兩旁佩帶國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蔣介石最喜讀的《三民主義》、《聖經》、《荒漠甘泉》和《唐詩》四部書也被宋美齡放在靈柩之中。另有氈帽、小帽各一頂，手套一副，手帕一塊，手杖一支。這些都是蔣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緒之後，才由“榮民總院”移靈至國父紀念館。


移靈時，由於蔣經國在蔣介石遺體前一次又一次地“長跪致哀”，並把照片登在報紙上，於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紛紛上行下效，率領他們自己的手下人在靈堂或路邊跪祭蔣介石。為了證明蔣介石得到台籍民眾的擁護，《中央日報》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謝東閔率各縣市長長跪蔣介石靈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紀70年代號稱民主社會的台灣，竟然出現了穿西服官員匍匐跪地“弔祭先王”的場面，實在是可悲又可笑。


從4月9日起，嚴家淦和全體治喪大員輪流在國父紀念館為蔣介石守靈。其間，台灣當局不知出於何種心態，發表《告大陸同胞書》，號召完成蔣介石遺願，推翻中共​​政權，同時繼續奉行貫徹蔣介石對大陸同胞的一切“保證”。


4月16日是蔣介石的大殮日，8時5分儀式開始。 8時8分45秒，蔣介石靈柩的棺蓋放在7尺銅棺之上。之後，由張群、何應欽、陳立夫、薛岳、谷正綱、黃少谷、黃杰、謝東閔等8位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將一面青天白日旗覆蓋在靈柩之上。接著，嚴家淦與“五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鐘、“總統府資政”王雲五、“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于斌等在靈柩上覆蓋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然後，嚴家淦恭讀祭文。


禮畢後，台灣當局還怕蔣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蔣介石的大殮日，以基督教儀式行之。牧師週聯華為蔣介石主持了追思禮拜與安靈禮。週在證道中引述了蔣介石的所謂“嘉言”：


“忍受試練越深，讚美的歌聲越高。屬靈的奧秘祝福即在試練之中。豐盛的生命必須經過在狂風暴雨之中生長的。以信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頂大的試練等在前面。”台灣《中央日報》社編：《領袖精神萬古常新》。

zoomam

其後，週聯華領導讀經文、詩篇第23篇，讀啟應文。追思禮拜結束，響起聖樂，紀念館外鳴禮炮21響。接著，蔣介石的靈柩在執紼人員的護送下，停放在靈車之上。

靈車前身用20萬朵深黃色的菊花裝飾，兩邊各有幾條白紼，車前掛一青天白日“國徽”及鮮花十字架。靈車隊由99輛憲兵隊開道車領前，包括“國旗”車、黨旗車、統帥旗軍、奉行蔣介石遺囑令車、捧勳車、遺像車。車隊後面是宋美齡挽蔣介石的大型黃菊十字架，家屬隨其後。 2000多執紼人員緩緩駛向蔣介石靈柩的暫厝地——慈湖。

據台灣報載：在蔣介石靈柩駛往慈湖的路上，當局發動了成千上萬的學生在靈車所經途中跪地“迎靈”。絕大多數行業停止營業，鮮豔的建築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喪悼氣氛的廣告，也一律從改。交通路口則搭牌樓，各家要掛挽額，平常失修的馬路和未鋪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趕工，滿肚子的怨言無處申訴。當日，治喪委員會的大員們還想出了“路祭”這個名堂，沿路分配各機構行號另設供桌，同時規定靈車經過時不許迎靈的人們抬頭正視。此外還要求民眾在大典鳴炮之時，在原地悼念3分鐘。
下午1時10分，安靈禮在慈湖賓館完成。蔣介石的靈柩停放在正廳中央的靈堂上。靈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崗石建造的，長32米，寬18米，高143米。靈堂上鑲著青天白日徽，靈臺基層四周綴滿白色雛菊。正廳東側是蔣介石原臥室，房內一切佈置保持原狀。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張深咖啡色的書桌，桌上有一架蔣介石生前使用的電話，大理石筆筒和一個白色的碗。書桌南側有一架黑白電視機，還有蔣介石的鴨舌帽與眼鏡，並排放在電視機上。北面靠牆地方有一個書架，放著蔣介石生前讀過的各種書籍，牆上掛著一幅宋美齡畫作。在臥室的茶几上，放著一張蔣介石生前用紅鉛筆寫的一張便條：“能屈能伸”。台灣當局設計這一情節想要告訴人們什麼呢？ 《蔣總統秘錄》作者古屋奎二對此解釋說：
“順應環境，當忍則忍，應屈則屈，以待未來伸展之意。”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14輯。
蔣介石死在海外孤島，靈柩暫厝慈湖，可謂“屈尊”。蔣介石還能伸嗎？還有“反攻大陸”的未來嗎？沒有了。
安靈禮完成後，蔣經國對參加大殮的人員表示答謝說：
“先君崩逝，野祭蒼哭，敬禮致哀，悲慟之深刻，與虔誠之厚意，令人萬分感動。經國遽遭大故，哀慟逾恆，無法踵謝，唯有奉行遺命，鞠躬盡瘁，以報答我國同胞之至誠與厚望。”《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彙編》第9輯第626頁。
至此，蔣介石的喪禮才算完結。此次蔣介石喪事排場之大，實為古今中外所少有。
喪事處理已畢，國民黨中央於1975年4月28日舉行會議，商討黨權歸屬問題。會議作出三項規定：
(1)接受蔣介石遺囑，並即具體規劃，堅決執行；
(2)保留黨章“總裁”一章，以表示對蔣介石“哀敬”與“永恆之紀念。”
(3)中央委員會設主席1人，推選蔣經國擔任。當討論第三項決定時，作為元老派首領的何應欽發言稱：
“國家與本黨不幸，總裁逝世，中樞與本黨中央頓失領導，在當前國際形勢瞬息萬變，亞洲赤禍瀰漫的時期，必須有迅速妥善的決定，以鞏固國家與黨的領導中心。現在總統職位。已經由嚴總統依法繼任，本黨最高的領導人，也自應依照事實的需要，迅速推定，以鞏固本黨的領導中心，此一領導人的職稱，本會贊同嚴常務委員等，以及中央委員劉季洪等的意見，應該定為本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總裁職稱保留於黨章之內。

zoomam

“關於本黨領導人的人選問題……必須本黨有全黨傾服、內外歸心的強有力的領導者”。 “本席擁護……推舉蔣經國同志擔任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因為蔣同志具備了堅忍強毅的領導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這兩年擔任行政院長卓越的政績，獲得海內外全國同胞，以及國際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讚佩，由蔣經國同志領導本黨，必能使黨的力量堅實強大，反共復國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第1410頁。

何應欽的說法與嚴家淦、劉季洪的提案相符，故為會議所接受。會議作出決定：
“今總裁不幸逝世，全黨中央之領導，亟須力謀強固，以適應瞬息萬變之國際局勢與共產匪黨之奸謀詭計，爰特根據黨章之精神與本黨中央之往例，決議中央委員會設主​​席一人，並為常務委員會之主席，綜攬全盤黨務，以適應現階段革命形勢之要求，應屬迫切之需要”。 《革命文獻》第77輯第346頁。

會議對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中央主席的決議是：
“蔣經國同誌有恢弘之革命志節，卓越之領導才能，自就任行政院長以來，適應國際危機，則處變不驚；推進國家建設，則規模宏達；其堅決反共之決心，為常會所全力支持；其親民愛民之作風，更為民眾所擁戴；當前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反共陣容，搖撼不安，本黨為奉行總裁遺囑，掌握革命機勢，亟須堅強領導，精誠團結，方能發揮革命民主政黨之最大功能，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常務委員會主席，蔣經國同志實為最適當之人選，亦為全黨同志一致之公意，決議：一致通過。”《革命文獻》第77輯第347頁。

1976年11月中國國民黨十一大召開時，蔣經國正式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主席。至此，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職稱三易其名，由“總理”、“總裁”演變為“主席”，由個人集權體制開始過渡到委員制，為日後台灣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礎。蔣經國當選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蔣經國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諛之徒的趨炎附勢。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許多官員和老百姓向蔣介石行跪拜之禮，當蔣經國抓到黨權之後，另一隻眼睛總是盯著“總統”的寶座。對此，“總統”嚴家淦非常知趣，主動讓“賢”。蔣經國既要當“總統”，還要唱高調，他讓“黨國”大老們勸嚴家淦繼續留任。但嚴氏堅決放棄競選，蔣經國在盛讚嚴家淦在位時“德政”之際，於1978年5月當選為“行憲”以來第六任“總統”。
由於蔣經國當了“總統”，在稱呼上與其父發生矛盾，無論稱“總統蔣公”，還是稱“蔣總統”，都會發生對上下兩代“總統”不明確的問題。後來不知是哪一位“叔孫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機關、團體、學校、部隊，規定在公文書公開場合的稱謂：稱蔣介石為“先總統蔣公”，形成文字時，在蔣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對蔣的“崇敬”之意。稱蔣經國為“蔣總統經國先生”，形成文字時，蔣字前面不空格，以體現蔣經國崇尚民主之意。再後來，由於大家為求簡化和方便，稱蔣經國為“蔣總統”或“經國先生”，對蔣介石也漸以“蔣公”二字代表了。

zoomam

蔣介石病逝了，遺體作了防腐處理，他的靈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宮”，不斷有人前去參觀。台灣當局為了永久紀念蔣介石，並把他奉為反共的精神領袖，決定籌建“中正紀念堂”。在蔣介石病逝2個月後成立了“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成員有俞國華、林金生、蔣彥士、高魁元、趙聚鈺、費驊、賴名湯、謝東閔、蔡鴻文、周宏濤、秦孝儀、張豐緒、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慶等16人。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紀念堂”籌建指導委員會，成員主要有何應欽、張群、陳立夫等25人。經籌建小組廣泛與慎重的考慮，擇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東、愛國東路以北、信義路以南之間地段為建堂基地。其後，籌建小組又公開徵求海內外建築師提供建築設計構想，前後收到43件，後採用楊卓成建築師的設計方案。 1976年10月31日蔣介石9秩誕辰之際，“中正紀念堂”舉行破土典禮，蔣經國、蔣緯國、何應欽、谷正綱等人出席典禮儀式。經過日夜趕工，終於在1980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5週年之際完工。台灣當局舉行了“中正紀念堂”落成典禮，蔣經國主持典禮儀式，出席典禮儀式的有4000餘人，蔡培火等32名親國民黨人士向蔣經國呈獻“中正紀念堂”模型。蔣經國發表了《回顧苦難而又充滿希望的5年》的講話，宣稱：“在此1800多個日子裡，我們國家遭受的衝擊，所面臨的苦難，自然遠比任何國家沉痛嚴重！可是在先總統蔣公'莊敬自強'、'慎謀能斷'的遺訓啟導之下，儘管世人紛紜自擾，我們仍能'處變不驚'；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亂迷失，我們一樣'慎固安重'，所以當中南半島土崩漁爛的時候，中華民國不但砥柱中流，而且還消除了鄰近國家的惶惑不安；當世界經濟接連爆發危機的時候，由於我們一齊致力於國家基本建設，不但阻止了不景氣的趨勢，還保持著經濟的繼續成長；當美國背信毀約……的時候，大家固然恥痛切心，但一樣無畏無懼，團結奮起”。蔣還宣稱這5年是“苦難而又充滿著希望的5年”。《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彙編》第13輯第519—520頁。

新修建的“中正紀念堂”，坐東朝西，遙望大陸；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頂八角，造成多數之“人”字形，聚於寶頂，上與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頂用天壇寶藍玻璃瓦頂，藍中帶紫；頂上有青天白日“國徽”。 “紀念堂”高70米(三層台階高145米，主體牆高24米，斗拱至寶頂尖315米)。內部隔為上、下兩層，上層為正堂，平面為40米見方，四角各突出75米。後方居中矗立蔣介石坐姿銅像，銅像高63米，厚6—12厘米，全重約2125噸，由陳一帆承鑄，台座高35米。銅像基座正面刻了蔣介石遺囑，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蔣的遺墨“民主”二字。蔣一生獨裁，卻以“民主”相標榜，真不知參觀者作何感想。左右兩邊分刻了“倫理”和“科學”。在正廳兩側的大理石壁上，刻著兩句蔣介石的所謂“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紀念堂”下層為展示室，陳列著蔣介石的遺物、文獻及喜讀書目；放映室放映蔣介石的所謂“功績”，“'生活電影與錄音”。距“紀念堂”中心線470米處豎立一高30米、橫寬長67米的正牌樓，一列大小五個拱門，象徵“五權憲法”。牌樓正中匾題嵌置4個大字“大中至正”。這4個字包含了蔣介石的名諱，它源自王陽明弟子所撰記師生論學答問的《傳習錄》一書。該書有這樣的句子：“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猝然'大中至正'之歸矣”。

蔣介石在講述中庸要旨時，也曾提到：
“……'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下搖'之謂，亦即'主敬所謂立極'，所謂'擇善固執'，所謂'允執厥中'之意”。
在“紀念堂”南北兩側，豎立兩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長197米的牌樓，一為“大忠門”；一為“大孝門”，寓意“大中至正”的蔣介石還是一個“忠”、“孝”兩全的人。
台灣當局還在其他地區建造了一些紀念館或鑄刻了一些銅、石像之類。此舉說明台灣當局在蔣介石病逝後在尋求精神寄託，如果蔣介石地下感知，一定會對他的傳人的“傑作”大加讚賞。然而，無論台灣當局建造多少座紀念堂與紀念館，鑄到多少個銅、石像，也無法改變全體中國人民對蔣介石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