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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極為何喜歡鹿角椅?

皇太極為何喜歡鹿角椅?


皇太極御用鹿角椅。

在瀋陽故宮博物院館藏清初歷史文物中,有一件稀世珍品——鹿角椅。此椅的成造時間,距今已有300餘年的歷史了,為有清以來第二個開國皇帝,清太宗文皇帝,即皇太極的御用之物。

那麼,清初帝王的座椅為何要做成這樣的款式?我們可以從這個馬上得天下的皇族的狩獵習俗說起。

  鹿角椅兼備防護作用

鹿角椅,顧名思義,就是用鹿角製成的座椅。鹿角,在中國古代軍營中曾作為一種防禦設備。因此,皇太極乘坐的鹿角椅,既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工藝品,又兼備防護作用的實用價值。

鹿角椅的外形有些像“太師椅”,是以鹿角的自然形態,巧妙地將鹿角反扣在方形底座上。而鹿角外展的四個支叉作為椅子的支柱,自然形成座椅的靠背和兩扶手。另在後靠正面和兩側各增加一個木靠背和兩根支柱,以支撐和加固椅圈;鹿角分出的每個尖狀的角枝,猶如一把把鋒利的刀劍,圍護在座椅的周圍。

皇太極鹿角椅的靠背正中,精心雕刻著乾隆皇帝御制詩一首,是乾隆十九年(1754)第二次東巡盛京,拜謁祖宗山陵之後,瞻仰了太宗的乘椅後,不禁詩興大發,遂賦詩抒懷,其詩曰:“彎弧曾逐鹿,制器以乘龍;七寶何須羨,八叉良足供;庫藏常質古,山養胜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儉恭。 ”落款為“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筆”下方為乾隆連珠方印一枚。字為陰刻,工整秀麗,頗似乾隆皇帝的書體風格。所刻詩句均有貼金,顯得輝煌奪目古朴明朗。

  滿族的狩獵習俗

居住在山區、河畔的滿族,多以漁獵、採集為生。滿族稱狩獵為打圍,打圍分大圍和小圍。春、夏、秋三季打小圍,獵人單獨外出打獵,多獵些黃羊、山兔、山雞等小獸。冬至之後行大圍,採取集體出獵的形式。由族長率領,帶上狗、海東青(獵鷹)、弓箭、扎槍、刀叉等獵具,出獵者按人數編成若干隊,每隊選一有經驗的獵手為獵長,負責指揮。發現獸群後,獵人們按照獵長的命令,將獸群圍住並高聲呼喊、敲打樹木,驚嚇野獸,並逐漸縮小包圍圈,將獵物趕到空曠易射的地帶,這叫“趕杖” 。待獵物們進入有效射程後,獵長一聲令下,獵手們萬箭齊發,通常都會射殺大量野獸。每年打大圍都在冬至節後,一般20天左右出山,時間長的可達兩個月。每天打一圍和二三圍不等,每隔三至五天要遷一回營地。所獲獵物由族長平均分配,一戶戶堆放好,上插各戶之箭,人們認箭領物。對老人多、人口多的人家額外多分些。

八旗制度建立後,圍獵按旗進行,並且各旗都有固定的圍獵山地,打圍通常在本旗的獵山進行。 《柳邊紀略》載寧古塔地區滿族行圍:“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圍佔一處,名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近相逼,名曰'合圍'。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獸,必餉親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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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瀋陽故宮博物院館藏清初歷史文物中,有一件稀世珍品——鹿角椅。此椅的成造時間,距今已有300餘年的歷史了,為有清以來第二個開國皇帝,清太宗文皇帝,即皇太極的御用之物。

那麼,清初帝王的座椅為何要做成這樣的款式?我們可以從這個馬上得天下的皇族的狩獵習俗說起。

  鹿角椅兼備防護作用

鹿角椅,顧名思義,就是用鹿角製成的座椅。鹿角,在中國古代軍營中曾作為一種防禦設備。因此,皇太極乘坐的鹿角椅,既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工藝品,又兼備防護作用的實用價值。

鹿角椅的外形有些像“太師椅”,是以鹿角的自然形態,巧妙地將鹿角反扣在方形底座上。而鹿角外展的四個支叉作為椅子的支柱,自然形成座椅的靠背和兩扶手。另在後靠正面和兩側各增加一個木靠背和兩根支柱,以支撐和加固椅圈;鹿角分出的每個尖狀的角枝,猶如一把把鋒利的刀劍,圍護在座椅的周圍。

皇太極鹿角椅的靠背正中,精心雕刻著乾隆皇帝御制詩一首,是乾隆十九年(1754)第二次東巡盛京,拜謁祖宗山陵之後,瞻仰了太宗的乘椅後,不禁詩興大發,遂賦詩抒懷,其詩曰:“彎弧曾逐鹿,制器以乘龍;七寶何須羨,八叉良足供;庫藏常質古,山養胜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儉恭。 ”落款為“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筆”下方為乾隆連珠方印一枚。字為陰刻,工整秀麗,頗似乾隆皇帝的書體風格。所刻詩句均有貼金,顯得輝煌奪目古朴明朗。

  滿族的狩獵習俗

居住在山區、河畔的滿族,多以漁獵、採集為生。滿族稱狩獵為打圍,打圍分大圍和小圍。春、夏、秋三季打小圍,獵人單獨外出打獵,多獵些黃羊、山兔、山雞等小獸。冬至之後行大圍,採取集體出獵的形式。由族長率領,帶上狗、海東青(獵鷹)、弓箭、扎槍、刀叉等獵具,出獵者按人數編成若干隊,每隊選一有經驗的獵手為獵長,負責指揮。發現獸群後,獵人們按照獵長的命令,將獸群圍住並高聲呼喊、敲打樹木,驚嚇野獸,並逐漸縮小包圍圈,將獵物趕到空曠易射的地帶,這叫“趕杖” 。待獵物們進入有效射程後,獵長一聲令下,獵手們萬箭齊發,通常都會射殺大量野獸。每年打大圍都在冬至節後,一般20天左右出山,時間長的可達兩個月。每天打一圍和二三圍不等,每隔三至五天要遷一回營地。所獲獵物由族長平均分配,一戶戶堆放好,上插各戶之箭,人們認箭領物。對老人多、人口多的人家額外多分些。

八旗制度建立後,圍獵按旗進行,並且各旗都有固定的圍獵山地,打圍通常在本旗的獵山進行。 《柳邊紀略》載寧古塔地區滿族行圍:“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圍佔一處,名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近相逼,名曰'合圍'。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獸,必餉親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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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為清代滿族人軍事及狩獵的必備之​​物。

  努爾哈赤父子都是神箭手

  努爾哈赤是一個神箭手。萬曆十四年(1586)四月,他親迎哈達萬汗孫女阿敏為妃,在洞那個地方與東果部第一號射手紐妄肩較射,目標是百餘步外的一棵柳樹,紐妄肩“下馬挽弓射五矢,止中三矢,上下不一”,努爾哈赤連發五矢皆中,而且“五矢攢於一處,相去不過五寸”。努爾哈赤對箭法很有研究,曾教導眾人要使用“小而軟”的弓,體力強壯者便能射中目標。

皇太極因從小就經常練習,箭法也很高明,有一次征伐蒙古察哈爾,在行幄中筵宴諸蒙古貝勒,他抬頭看見天空有一飛禽,執弓一箭而下,眾蒙古貝勒都讚歎不已。

皇太極繼位之後,經常在皇宮內外舉行步射和騎射比賽:天聰九年(1635)五月,皇太極在大政殿接見出征黑龍江虎爾哈部落諸臣和歸降的頭人。由於軍事行動順利,投附者達兩千人,皇太極十分高興,命歸降軍士較射;崇德元年(1636)上尊號禮成,皇太極命人在盛京城南的祭壇前“樹鵠”,命善射者射之,“射畢,列儀仗作樂還宮”;崇德二年(1637)八月,關雎宮宸妃誕育皇嗣,諸事順遂,皇太極親率兩黃旗護軍在演武場上騎馬“較射,賜大宴”,又命“六旗諸王、貝勒、貝子等各率本旗護軍較射”;崇德二年(1637)八月癸丑,皇太極率“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於辰刻出懷遠門至演武場較射”。

  圍獵活動實是練兵

隨著後金疆域的擴大,八旗貴族的財富迅速增加,貪圖享受、好逸惡勞的風氣有所滋生。皇太極曾教訓貝勒阿巴泰:你總是說手疼,似覺不耐勞苦。豈不知人身血脈,勞則無滯,你等惟圖家居安樂,身不涉郊原,手不習弓矢,忽然行動,如何不痛苦?若是能努力奮勉,每日堅持騎射,何痛之有?

崇德元年(1636)七月,皇太極在貴族們集會時慨嘆:今子弟遇行兵出獵,或說妻子有病,或說家中有事,多是托詞。不思勇往奮發,而惟耽戀室家,偷安習玩,國勢能無衰乎?

圍獵活動的另一個目的,是獵取生活資料。天聰六年(1632)五月,後金軍隊在從盛京到歸化城、遠征察哈爾的途中,在宣府塞外時已經絕糧斷炊,於是皇太極決定行圍。 “(五月)丙辰,左右兩翼兵於啟行時,分道而獵,及合圍,見黃羊遍野,不可數計,遂殺死數万,時軍中糧盡,因脯而食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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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極盔甲。

  皇太極曾一人獵殺五虎

皇太極在行圍活動中,屢屢身先士卒,英勇無比。天聰二年(1628)二月,皇太極率領諸貝勒、群臣在盛京東北400里外的三窪地方行獵,皇太極射殺了五隻老虎。天聰四年(1630)十一月,皇太極在札木谷行獵,其時節候嚴寒,隨獵之人,都苦寒瑟縮,垂帽護面及耳。皇太極戴一頂窄帽,手不入袖,控縱馳射,竟然像是不知道寒冷。漢人蒙古各官,都不禁從心底發出讚歎。天聰六年五月,皇太極在率大軍出征察哈爾途中,在宣府塞外行獵,連發二矢,每矢貫穿二羊,共計射羊五十八(頭)。天聰九年(1635)十一月,皇太極率諸貝勒及3000名甲士到長嶺等地行獵20天,射獵野獸加之四虎,共達一百二十八(頭)。他這種不畏嚴寒的精神和精湛的騎射技能,在滿蒙漢八旗將士中起到了振奮精神、激勵士氣的作用。

  侍衛敢和皇太極爭獵物

大規模狩獵之時,彼此爭奪獵物的事情時有發生,旗主貝勒與屬下官兵之間也不例外。天聰四年(1630)十一月行圍時,大貝勒莽古爾泰奪取了屬下的兩頭野獸,其僕人托特仗勢強佔了他人射殺的一頭野豬,其幼子在他人射獵的鹿身上補射一箭,據為己有。皇太極十分憤怒,在他的嚴令下,莽古爾泰才不得不將獵物退還。

有了皇太極的支持,八旗軍普通馬甲中的勇敢者也敢於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與貝勒抗爭。天聰十年(1636)正月二十日,貝勒阿巴泰率兵步獵,鑲黃旗翁阿岱牛錄下勇士額木圖射傷一頭老虎,老虎逃奔時被阿巴泰所殺,額木圖認為老虎應歸自己,負責審驗的“質驗官”卻逢迎貝勒,將死虎斷給阿巴泰。額木圖不服,一直告到兵部,兵部官員將老虎判給了額木圖,並將阿巴泰和其他有關聯的七名八旗官員治罪。

正因為皇太極“各取所得”的原則,有的侍衛竟斗膽和皇太極爭起獵物來。崇德四年(1639)十月八日,皇太極率諸福晉至東哈達路圍獵,侍衛巴哈射傷的鹿負箭逃走,巴哈卻一口咬定皇太極所獵之鹿為自己所射。在皇太極拿出證據後仍相爭不已。皇太極不禁大怒,親自率領大家到射鹿現場驗視,大家一致認為巴哈為無理取鬧。諸王、貝勒將巴哈囚於城門,奏請誅殺。皇太極卻令免死釋罪。

在皇太極執政的17年中,八旗軍每年都要行圍狩獵。這首先提高了八旗軍的軍事素質和實戰能力。八旗兵個個驍勇,但兩軍對壘要求隊伍整齊,進退有序,因此在行圍中,皇太極要求紀律嚴明,服從指揮。同時對隊伍的作戰能力,起到了鍛煉的作用。行圍時左、右兩翼迂迴包抄的大規模騎兵運動,成為清軍實戰的主要戰術。其次,皇太極的行圍,對清入關後歷屆帝王有示範的作用。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關後,攝政王多爾袞曾多次在京東的熱河、遵化一帶行圍;福臨在位時,曾於順治四年(1647)、順治八年(1651)、順治十年(1653)多次在張家口、古北口塞外、遵化、北京南苑行圍;玄燁曾於康熙四年至康熙十五年(1665-1676)到南苑行圍23次。康熙十六年(1677),玄燁出巡內蒙古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開始籌建木蘭圍場。康熙二十年(1681)正式設立木蘭圍場。康、乾、嘉三帝,在康熙二十年至嘉慶二十五年(1681-1820)間的140年,共赴木蘭圍場行圍達105次。嘉慶帝在《木蘭記》碑文中寫道:“夫逸習勞難,承平日久,漸恐陵替,守成之主,不可忘開創之艱,承家之子,豈可失祖考之志,木蘭秋狝,為億萬斯年世世子孫所當遵守勿忽之常經! ”可謂道出了皇帝行圍習武的真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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