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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團把游擊隊首領丁西山的頭顱割下來掛在城墻上示衆，記者被招來拍照。
松江是滬杭線上一個小鎮的地名，屬上海市轄。小時候從嘉興坐火車去上海看望外婆、祖母，車到松江站，便覺得進了上海。在我的記憶裡，它同戰爭真是毫無關聯。當我見到伯恩斯拍攝的這組照片時，起初還下意識地將Songjiang解讀為東北內戰時期的松江省。後來才弄清就是上海的松江。

　　這組照片讓人震撼的是，它記錄的血腥現場並非在清末民初，而是在20世紀中葉。從照相術發明開始，西洋人在中國拍攝下許多砍頭場景，但均在1920年代以前。

　　這組照片當年被《生活》雜誌的老板亨利．盧斯拒絕刊登——想必他認為如公諸於衆會為他所同情的蔣介石政權抹黑——因為這種中世紀的刑罰會讓西方讀者震驚。以我所見，這大約是發生在中國的最後一批砍頭場景的實錄。

　　其實我的震撼只因視覺上的衝擊。《紅岩》的讀者（可能囊括了全部我的同代人）都不會忘記，就在同一年，江姐在城門口見到了自己丈夫的頭顱被高掛示衆。松江發生的這一事件，是川北暴動失敗的江浙版。

　　按照伯恩斯的叙述：共產黨的一支游擊隊襲擊松江城事敗，部分被俘，戰死者（或事後被殺者）陳屍城墻外河灘，而保安團則把游擊隊首領丁西山（譯音，Ding　Xishan）的頭顱割下來掛在城墻上示衆，記者被招來拍照。

　　“文革”時期，我的家鄉嘉興地區批鬥上至地委書記，下至學校領導，其中好幾位是1949年前當地地下共產黨或游擊隊的組織者。我相信他們一定都認識並記得這位丁西山——松江的彭詠梧。但不知道丁是否留下後代。可惜時至21世紀，無法向已作古的前輩們去問詢了。

　　更讓我牽掛的是那些戰俘後來的命運。看他們的相貌，多像當地的農民子弟。如果他們沒有被處決，恐怕會最終回到農村去度過餘生吧。因為一年之後，他們為之奮鬥的目標便實現了，牢門也會被打開。

白衣男子就義的瞬間。
我這代人從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裡知道李白的故事，也都知道王孝和的故事。但面對清晰逼真的這組照片，還是會被震動。

　　1949年5月的某日，上海國民黨司法部門在福州路的警察總部門外當衆將幾名囚犯，據稱包括共產黨人與黑布私販，驗明正身後押赴閘北公園刑場槍決。伯恩斯與塔塔均在同一現場拍下了照片。

　　越戰期間，美國記者埃迪．阿達姆斯拍下一組越共人員被西貢警察局長處死的照片，成為攝影名作。這一組照片比阿達姆斯的正好早拍20年。前後兩組照片，紀錄了20世紀人類生活中最殘酷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