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am

雍正帝與三阿哥弘時的關係，反映出在公開實施秘密建儲初期，清帝家庭因皇權傳承問題，仍舊引發出父子間的激烈衝突。它與康熙晚期儲位之爭之間，具有內在聯繫，是我們考察康雍之際清朝皇位繼承制度的嬗變時，不可忽略處。

近年的文學影視作品中，雍正帝殺子的情節往往被加以渲染，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這種説法其來有自。

曾任清史館協修的唐邦治先生，首先提出雍正殺子説。他于1923年出版的《清皇室四譜》一書中指出，“皇三子弘時，……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十三日子時生，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縱，行事不謹削宗籍死，年二十四。十三年十月，高宗即位，追復宗籍。”

孟森先生在《海寧陳家》一文中，根據《清皇室四譜》的記載也説：“弘時長大，且已有子，忽于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縱，行事不謹，削宗籍死。 ’“夫‘年少放縱，行事不謹’，語頗渾淪，何至處死，並削宗籍？”“世遂頗疑中有他故。”孟森先生推論弘時的死因，與“世宗大戮其弟”有關：“世宗處兄弟之酷，諸子皆不謂然。弘時不謹而有所流露，高宗謹而待時始發也。”

金承藝先生也根據《清皇室四譜》的記載認為，弘時在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初六日獲罪除宗，並於當天死去。“他的死不是被誅戮，就是被世宗賜令自盡了。”金承藝先生還聯繫到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初六日，雍正帝在一位總兵因弟涉嫌某案而自請處分折上，批有“朕尚有阿其那、塞思黑等叛賊之弟，…… 不但弟兄，便親子亦難知其心術行事也”等語，指出雍正帝將親子骨肉與冤家胤等相聯結，等於將弘時被賜死、除宗的原因，“做了一次約略的説明。”

事實上，弘時並沒有被雍正帝處死，但確實受到極為嚴厲的懲治。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甫登皇位的乾隆帝頒諭：“從前三阿哥年少無知，性情放縱，行事不謹，皇考特加嚴懲，以教導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誼，似應仍收入譜牒之內。著總理事務王大臣酌議具奏。”乾隆帝的上述話語，使人認為弘時被削除宗藉，是因行為放縱所致，但其具體緣故，卻又語焉不詳。值得注意的是，《清高宗實錄》有意不載其後莊親王允祿等人關於恢復弘時宗籍的奏折，而它則是澄清弘時之死疑點的有力史證。

允祿等人的有關奏折如下：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允祿等謹奏，為欽奉上諭事。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月奉上諭，從前三阿哥年少無知，性情放縱，行事不謹，皇考特加嚴懲，以教導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誼，似應仍收入譜牒之內。著總理事務王大臣酌議具奏。欽此。

“查，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奉旨：弘時為人斷不可留于宮庭，是以令為允之子。今允緣罪撤去黃帶，玉牒內已除其名，弘時豈可不撤黃帶。著即撤其黃帶，交與允祹，令其約束養贍。欽此。

“臣等查三阿哥從前原因阿其那獲罪株連，與本身獲罪撤去黃帶者不同，今已故多年，蒙皇上篤念兄弟之誼，欲仍收入譜牒，于情理允宜。應欽遵諭旨，將三阿哥仍載入玉牒。俟命下之日，交與宗人府辦理可也。謹奏請旨。依議。”

允祿等人的奏折表明：

第一，弘時是因允之事牽連獲罪。

第二，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十八日以前，雍正帝已將弘時逐出紫禁城皇宮，勒令他去做允之子，宣告父子之情已絕。

第三，弘時受到上述嚴懲後，並未按照雍正帝的希望改變立場，因而與皇父的關係愈加惡化。於是雍正帝對弘時的懲治進一步升級，四年（1726年）正月將允撤去黃帶，從玉牒除名，二月，對弘時做了同樣處理。

第四，弘時被撤去黃帶後，由其皇叔允祹約束養瞻。這比允親子弘旺在其父獲罪後“發往熱河充軍”，繼而又被長期拘禁的境況，尚強出許多。弘時為雍正帝所殺之説，不能成立。

雍正帝並未殺子，還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印證。

[ 本帖最後由 zoomam 於 2017-10-13 03:14 編輯 ]

zoomam

記載弘時情況相對最為詳盡的史料，目前所見只有清朝玉牒。其中有關弘時的記載如下：

“（雍正）第三子弘時，一子。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十三日子時生。母齊妃李氏，知府李文輝之女。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時卒，年二十四歲。嫡妻棟鄂氏，尚書席爾達之女。妾鍾氏，鐘達之女。妾田氏”。玉牒提供了弘時去世的準確日期，《清皇室四譜》即是以此為依據。所不同者，玉牒只是説弘時在該日去世，而《清皇室四譜》則説在該日，即雍正五年（1717 年）八月初六日“削宗籍死”。根據上引允祿等人奏折，弘時早在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十八日已被削除宗籍，由允祹約束養瞻，至五年（1727年）八月去世，前後相隔1年零6個月。足見《清皇室四譜》有誤。何況雍正四年（1726年）八九兩月，允、允已先後故去，雍正帝清除反對派之舉已基本完結。這種情況下，他更不會在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獨獨對弘時不依不饒，下令將他處死。《清皇室四譜》所言弘時“削宗籍死”，是只根據前引《清高宗實錄》所載乾隆帝諭旨中“皇考特加嚴懲”一語，做出的錯誤判斷。

不妨回顧一下努爾哈赤處死長子褚英的原委。在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褚英能徵善戰，“屢有功，上委以政。”其後，他與汗父産生嚴重分歧，甚至以對天焚書相詛咒，故被長期監禁。努爾哈赤經反覆權衡，恐其日後直接危害他的統治，終於“置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燕（英）于法。”而弘時只是一位普通皇子，尚未封爵，無權無勢，素不為雍正帝所喜。當他被除宗籍，由叔父“約束養瞻”後，惟有茍全性命而已，不存在所謂後患問題，雍正帝並無必要將他處死。

雍正帝像所有帝王一樣，極其重視生前身後的聲譽與評價。例如，他極想置允、允等人于死地，但又要千方百計通過眾臣之口道出，在處置允等人的過程中，試圖扮演一個被動角色，以減少後人的議論詆毀。所以，殺子之名，更是他所大忌，避之唯恐不及。姑且不論父子親情，即使從他本人的聲譽考慮，也不會做出殺子的決定。

雍正七年（1729年）頒布的《大義覺迷錄》一書記載，曾靜曾指責雍正帝謀父、逼母、弒兄、屠弟。這從一個側面説明，雍正帝並未殺子，且無有關傳説。否則，但凡有稍許蛛絲馬跡，允等手下之人定會有所透露，曾靜必以此為一重要把柄，大肆渲染，以醜化雍正帝的形象，擴大反清影響，而絕無可能對此保持緘默。

雍正帝勒令親子做其政敵之子，是一空前絕後的帝王之家醜聞。因此，嘉慶帝繼位後纂修《清高宗實錄》時，為遮掩弘時因允獲罪株連，及雍正帝勒令他充當允之子這一事實，竟有意不載允祿等人奏折，只留下乾隆帝的上諭，從而使這一曾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動之事，成為一樁無頭公案，同時也為後人留下可作推論的餘地。

並非偶然的是，1927年修訖的《清史稿》中，有關弘時獲罪之詳情，也一字未提。據該書《皇子世表》載：“弘時，世宗第三子，早死。無嗣。”該書《列傳》中，對弘時的記述只是一筆帶過：“弘時，雍正五年以放縱不謹，削宗籍，無封。”

與《清高宗實錄》一樣，《清史稿》以簡約筆法，堅持了為君者諱的原則。

需要指出，弘時因允獲罪牽連而受嚴懲，只是可為大臣們所道出的原因之一，而且並非最主要的原因。他與雍正帝的矛盾，之所以達到父子之情已絕的地步，換言之，他所以背叛其父而站到雍正帝的政敵允的一邊，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這是臣工所無法啟齒的。

雍正帝第一子弘暉（胤禛嫡福晉烏拉納喇氏生）逝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六月，年8歲。第二子弘昀（與弘時同母）逝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年11歲。自弘昀死後，弘時成為雍親王府邸的大阿哥。不僅如此，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弘歷（乾隆帝）出生前，年已八齡的弘時，還是雍親王的獨子。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宣佈秘密建儲的決定時，卻以“諸子尚幼”為理由，認為不可舉行（公開）建儲。當時弘時已 20歲，絕非幼齡，況且其子，雍正帝的長孫永珅（生於康熙六十年七月，逝于雍正二年正月），也已3歲。雍正帝的上述話語，透露他在考慮皇嗣人選時，實際上已將弘時排除在外了。

按常理而言，弘時應是雍正帝擇嗣時的首要人選。因為他既在諸子中排行最先，又已成人，且有子嗣，其生母李氏在雍邸時已是側福晉，其名份僅次於嫡福晉烏拉納喇氏。弘時的上述優勢，都是弘歷所不具備的。可是，雍正帝建儲時卻棄長而擇幼，選中比弘時小7歲，尚是一位少年，其生母鈕祜祿氏在雍邸時並無正式位號的弘歷。雍正帝為何不喜歡弘時呢？

弘時20歲以前，先後經歷了康熙帝兩廢太子，諸皇子為謀取儲位拉黨結派，明爭暗鬥，皇十四子允率師西征，收復藏地，康熙帝猝死，胤禛獲取皇位等一系列大事。乾隆帝稱弘時“放縱”、“不謹”，表明他具有率直、任性的性格特徵。儘管尚無史料予以證實，但根據雍正帝其後勒令他去做允之子這一情況，似可判斷早在雍正帝繼位前，弘時對於允等人，即有一定好感，他對康熙朝晚期儲位之爭的看法，具有與其父胤禛截然不同的傾向性。因此，雍正元年雍正帝秘密建儲時，當然要將這位懷有異志之子，排除在外。

儘管如此，雍正帝繼位前，他與弘時之間並無明顯的利益衝突。當父子兩人分別完成從皇子到皇帝，從皇孫到皇子的角色轉換後，由於具有居長、生母地位較高等優勢條件，弘時對儲位懷有希冀，也是情理中事。然而，雍正帝秘密建儲後，這對父子的關係逐步惡化，雙方矛盾的性質，也隨之改變。

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的秘密建儲雖然做得十分縝密，但僅3個月後，便由他本人洩露了天機。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週年忌辰，雍正帝並不親至景陵致祭，而是派年僅13歲的弘歷代其前往。這是一個意味深長之舉：在位皇帝特遣未來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計已定，儲位已有所屬，並祈求先帝在天之靈的佑護。

對於雍正帝這一舉措最為敏感，且又因之最為沮喪者，莫過於弘時。一年後，他的疑慮再一次被證實。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帝“再期忌辰”，弘歷第二次 “祭景陵”。

至此，弘時對儲位的幻想已完全破滅，在怨恨與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進一步倒向雍正帝的反對派允一方，對其父所做一切持不以為然的態度。

雍正帝的繼位，使允等人所擁戴的皇十四子允帝夢成空，他們做為新帝的反對派，受到皇權的制約和打擊。雍正帝在秘密建儲中以弘歷為儲嗣，弘時繼承皇位的可能性永遠喪失。自身利益受到損害這一共同原因，使弘時與允等人在政治上相通相近，並對雍正帝産生極大不滿。從實質上看，雍正帝與弘時的矛盾，具有維護或削弱皇權的性質，隨著弘時與其父關係的惡化，他已逐步站到皇權的對立面，為皇權所不容。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繼位後與弘時之間矛盾的發展，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特徵，從中也反映出秘密建儲之舉以及雍正帝對允等人的打擊逐步升級，對於他與弘時關係所産生的影響。

雍正帝繼位初始，對弘時尚懷有父子之情，為其擇師一事，頗費心思。元年（1723）冬，56歲的安慶府教授王懋竑被召見，授翰林院編修，“命在三阿哥書房行走”。王懋竑原籍江蘇寶應，自幼師從叔父王式丹，“刻厲篤志，恥為標榜聲譽，精研朱子之學，身體力行。”雍正帝特從千里之外，找來一位惟謹惟慎，具有濃厚封建正統思想的宿儒，專門輔導弘時的學習，用心可謂良苦。這説明他對弘時尚抱有一定希望，認為後者或許能夠在師傅的言傳身教下，有所長進，改弦更張，使父子關係得到改善。

福建漳浦人蔡世遠被雍正帝選做弘歷與弘晝的師傅之一。

史載，王懋竑上任後，與蔡世遠“同侍內廷，卯入酉出，敬謹奔走”。看來，雍正帝繼位後，即闔家遷入紫禁城皇宮，弘時雖已完婚生子，但亦同住宮內，並未分府另居。雍正帝所稱弘時“斷不可留于宮庭，” 即指此而言。

清宮每年歲末，例由皇帝向大臣頒賜福字。元年十二月，雍正帝“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養心殿”。適逢“三阿哥奉差出府”，王懋竑“不往書房，不得與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三阿哥言當請賜”，王懋竑“以小臣不敢請”，與張廷玉（時任戶部尚書）相商，張廷玉對他的態度深表讚賞。

這件事中，弘時的率直性格與王懋竑的謹小慎微作風，都表露無遺。弘時的“奉差”則表明，此時雍正帝與弘時的關係尚未破裂。

雍正二年（1724年），王懋竑奔喪還鄉，雍正帝令其“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説明在他看來，王懋竑對弘時的規勸與教育，是無人能夠替代的。是年冬暮，有從京師至江南辦事的官員見到王懋竑，“促來春進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屬望之意。”足見弘時對師傅王懋竑頗有感情。更重要的是，這反映出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底，弘時的情況還屬正常。

zoomam

[youtube]watch?v=UIvrgtxpKt0&feature=share[/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