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屈原誤了中國人兩千年
又是一年端午到。各地大刮民俗風，包粽子、賽龍舟、挂香囊、採艾草……更有一眾漢服發燒友們一連幾天在北京、西安、蘭州等16個城市著漢服、祭屈原。姑且不論他們身上著的不知商周戰國，無論秦漢魏晉的“漢服”，也不說他們滿臉現代戴著眼鏡的不嚴肅，也不究供桌上赫然擺放著的聖女果，單是他們對著長長短短的供桌一臉鄭重地焚香上供、朗誦祭文……就足以讓人心下安慰，有古文猶存，文化不衰之感。
端午節是源自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投江的典故，而在端午節紀念屈原的習俗也早已根深蒂固地深植民心，除了吃粽子、賽龍舟、挂香囊等活動之外，人們在這一天更可以一緬古人的愛國情懷。懷遠思今，大約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個韆鞦家國之夢吧。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屈原首先是一個愛國者，然後才是一個詩人。很多人未必知曉《離騷》，通達《九章》，但都對他不忍卒視楚國亡後百姓淪為芻狗之慘象，自投汨羅而死的故事略知一二：在激烈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他屢戰屢敗，數度被流放。楚王不重用，世人不理解，而他也無法說服別人，讓別人對自己青眼有加，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孤芳自賞的詩人遠離故國，又無職位，對於國家、宗廟只有徒嘆之悲。回楚都既不可能，遠遊、求賢又不成，輾轉反側如之奈何？惟有“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地自沉于汨羅江中。
屈原愛國愛民、憂國憂民的情緒千百年來一直在中國歷史中蔓延，從封建王朝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乃至到了今天，都被無數的人們所認可，所歌頌。竊以為，個中道理無他，個體的愛國愛民是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需要的品質和精神。每個愛國愛民的人無論功績大小，都是值得歌頌和景仰的，更何況，屈原並不僅僅是一介草民，還是楚國的貴族，更是一個文學史上不可不說人物。
然而，人們在無限頌揚屈原愛國的同時，卻有意無意地犯了一個錯誤：將屈原身上一個致命的精神特質一併放大了，聽任它慢慢滲入千古文人的血脈，並張揚到極致，從此一誤就是兩千年。這一精神特質即：一旦政治不得志，即消極避世。
在屈原的作品中，我們經常能感受到這個鵝冠博帶、長劍美玉的詩人的陰鬱、苦悶，乃至憤怒。鋻於屈原的文學地位和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他的文章以及在現實面前無能為力憤而自殺的行為，給後世文人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一旦政治不得意，不是憤世嫉俗，就是寄情山水，或者乾脆避世隱居，贏得深山隱士有高人的名聲。每朝每代我們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典型如李青蓮“安能低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五柳先生採菊東籬悠然南山，與其說是灑脫自然，毋寧說是從政失意之後的自我安慰與自我解脫。
而他“世溷濁而莫知余兮，吾方高馳而不顧”狂放不羈的人生態度也被不少後世文人奉為圭臬。這種態度在阮藉身上可謂達到了極致，他身處亂世而處處投以白眼，喜怒無常窮途而哭。後人多以“阮籍倡狂”一笑置之，轉而討論他的文學成就，沒有多少人關注這些天才文人們盛年而夭折的原因。
當思想最為活躍的文人們或憤世嫉俗或不問世事的時候，整個國家和民族將陷入一種無望的恐慌中；當男人們都成為憤青或者沉默的大多數的時候，整個社會和家庭也將陷入一種絕望的恐怖中。不難想像，假如文人們不約而同地將屈原這種處世態度當作一種傳統來繼承的時候，家國天下將出現一種怎樣的局面。
對屈原，我們還是少張揚一些他處世的消極吧，免得再誤文人兩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