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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鼎立的局面為何會形成?

三國鼎立的局面為何會形成?



在講述三國是如何形成的之前,我們先來探討一下古代王朝是如何衰落的。

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中國便形成了以郡縣制為基礎的統一帝國,這放到各個文明當中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因為它太超前了。這種統一帝國的優點是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內統一文字、統一思想、統一度量衡,並且集中強大的人力物力完成修長城、改道黃河這種巨型工程,以及組織軍事力量抵禦外寇入侵。
秦始皇

但反過來說,這種超前的體制也使政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為了管理這麼大的領土,帝國形成了龐大的官僚機構和層層分級的管理體系,加之尚不具備足以配套的交通和通訊條件,因而政權中央對基層民眾的控制能力有限,而層層疊加的行政成本既影響了政權本身的運轉效率,也把中間造成的各種損耗變成巨大的成本並最終落到了底層人民頭上。

當政權初始,因為戰火的影響使得地廣人稀,這時農民擁有足夠的土地,還足以承擔這樣的成本。但隨著經濟復甦,人口增長,人均耕地減少的同時,政權運行成本也在不停增加,使得底層民眾逐漸無法承擔。這種矛盾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帝國就會產生統治危機,之後經過一輪新的戰亂洗牌,政權在新的起點上重新出發,循環往復。
東漢

東漢政權建立在西漢的廢墟之上,豪強勢力的增長使得帝國無法維持曾經那種全民皆兵的體制,在光武帝劉秀的主導下,地方廢除了材官騎士,進行軍事收縮。
光武帝劉秀

所謂豪強,指的是集合了大量土地和財富的家族,他們通過祖上積累發跡之後,不斷購置土地僱傭佃農來進一步壯大自己的財富。當他們擁有的財富和人口達到一定程度後便發展出了莊園經濟,大型莊園裡不但有著完整的農業體系,甚至還有著畜牧業和手工業,餵養著馬、豬、雞、羊、魚等牲畜,釀酒、制醬、製糖、制脯、織布、製造器械、製作器物等均可在莊園裡進行,有些莊園裡甚至還可以冶鐵、煮鹽。在經濟基礎的完備之上,莊園還發展出了自己的內部秩序,組織起了教育和武裝,儼然獨立王國。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五月一日可作醢。芒種節後,陽氣始有慝將萌,暖氣始盛,蟲蠹並興,乃弛角弓弩,解其徽弦,張竹木弓弩,弛其弦,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以竿掛油衣,勿辟藏。暑濕相著也。是月五日,合止痢黃連圓、霍亂圓,采葸耳,取蟾蜍,可以合惡疽瘡藥。
    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清風戒寒,趣織縑帛,染彩色。枯染色黃赤,人君所貴。

    十二月,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以篤恩紀。休農息役,惠必下浹。遂合耦田器,養耕牛,選任田者,以俟農事之起。去豬盍車骨。後三歲,可合瘡膏。及臘日,祀祖。

比起臃腫不堪的帝國制度,莊園在規模和管理模式上無疑要輕巧許多,而且不用承擔龐大的軍事和建設費用,莊園內部的佃農在生活條件上比起普通農民要強上許多。但問題在於,豪強的莊園會和政府爭奪人口,使國家收不上稅,影響朝廷的運轉功能,因而是打擊對象。豪強和朝廷的這種競爭,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經濟體系間的競爭,某種意義上,皇帝就是最大的豪強。

漢武帝時期便大力打擊豪強勢力,但依然阻止不了豪強群體的產生和擴大,甚至連光武帝劉秀都出身豪強家族。東漢在建立之初的幾十年里,國家尚有餘力對外經營,但隨著時間進入到公元二世紀,朝廷變得越來越力不從心。

一方面是豪強勢力變得越來越強大,占據了大量土地和人口,並且逐步把控輿論和人事,另一方面是氣候的變化導致災害頻發,減少糧食收成,並影響到異族動向。這時已經具備了一定實力的異族大舉入侵騷擾邊地,東漢朝廷為了解決持續百年的羌亂髮動了大規模的戰爭,在桓帝朝幾乎打光了朝廷的老本。自耕農在天災和軍事的雙重壓力下面臨破產境地,只能選擇起義或是投靠豪強,這又進一步加重了東漢朝廷的統治危機。

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

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

(建寧二年)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騾驢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到了靈帝朝,整個東漢已經深陷財政泥沼當中。靈帝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來增加開支,包括臨時徵稅,在後宮開市場,賣官,向新上任官員勒索錢財來補修宮殿等等,甚至因此鬧出人命。

二月己酉,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癸亥,廣陽門外屋自壞。稅天下田,畝十錢。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著商估服,飲宴為樂。

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辨,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

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帳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然而這些手段並沒有緩解朝廷的危機,反而進一步損害到朝廷的威信,並且變相脅迫官員參與腐敗。而各地的起義活動依然如火如荼,朝廷已經無力支撐平叛軍費,只好下放募兵權到州郡,由地方自行承擔軍費,還允許官員帶領家兵平亂。

光和元年,即拜俊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

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

這種勢頭在黃巾之亂後愈演愈烈,靈帝為了安撫社會矛盾,在位22年下令大赦天下多達20次,還解除了黨人的禁錮。但這些行動都無濟於事,起義活動依舊頻繁,漢靈帝只好一邊賣官一邊繼續下放兵權和財權,到最後發展成批量生產關內侯的名號和印綬賣錢,並建立了掌控一州軍政大權的州牧制度。

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焉睹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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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問題來了,朝廷養不起兵,那地方官員又要如何去養兵呢?答案是和豪強結成合作關係。即豪強出錢出人,官員在政府里賦予豪強特權和地位,用一種不同於帝國集權制度的方式來發展武裝力量。

執掌益州的劉焉和執掌荊州的劉表在上任後都是先對不肯合作的本地豪強痛下殺手,然後扶植願意合作的豪強勢力,通過出讓部分權力來獲取他們的支持,以此來達成對地區的支配。這中間發生了一個微妙的變化,即豪強的所處地位。

在原本的集權帝國里,豪強處於競爭關係,會和政府爭奪人口,是打擊對象。而在新的體系下,豪強是需要爭取拉攏的對象,是合作關係。但雙方合作到哪個地步是要有考量的,如果豪強勢力過大,那麼政府的集權力量就無疑會遭到削弱,但當時的狀況又難以支撐集權的維持,因而雙方只能在競爭和合作的雙重關係中不斷拔河。

結果就是,地方官員在這種拔河過程中完成了對地區的軍政主導,也就是軍閥化的過程。當他們完全可以承擔起軍費獨力平叛,不給朝廷添麻煩的時候,也就在事實上掙脫了對朝廷的依賴,這時的他們離獨立只差一根導火索。而這根導火索馬上就來了,那就是董卓進京。

靈帝英年早逝,何氏兄妹這對出身平民的外戚在權力鬥爭中居然產生了和宦官和解的契機,但在以袁紹為首的士人挑動下,雙方最終展開殊死鬥爭並同歸於盡。進入權力真空期的首都雒陽被兵強馬壯的董卓所掌控,他憑藉救駕之功君臨於眾臣之上。

董卓的運氣可以說非常好,也可以說非常差。雖然他憑藉千載難逢的機會沒費多大力氣就入主雒陽,但留給他的卻是一個爛攤子要去收拾。各地官員對朝廷的離心力已經越來越強,朝廷沒能走出財政危機的同時還在進行一次次的內鬥消耗,當務之急是重塑朝廷的權威,不至於落得離心離德的下場。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董卓也做了許多努力,例如和董太后攀親戚,想要給自己攬上外戚的地位,又提拔海內名士,大家一起加官進爵,以此扶植親信。但遺憾的是,董卓作為一介邊地武人,身處大漢鄙視鏈的低端位置,且於國未有大功,相似出身的張奐和段熲等人在宮廷變亂中都是扮演打手身份,未有統攬大局的眾望。因此官僚群體對董卓並不服氣,也不願接受其收買,反而時刻想要將其除掉。執金吾胡母班在寫給舅哥河內太守王匡的勸降信里,稱反對董卓的關東諸侯們實際上是嫉妒董卓,極有可能是實情。

    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仆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

然而董卓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處於岌岌可危的地位,反而以廢立皇帝的舉動徹底激怒了士人集團。嗅覺敏銳的士人們已經預感危機將要來臨,因而紛紛逃出雒陽,不久後便有人打出了討伐董卓的旗號,一呼百應。雖說也有大量的地方官員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響應,但他們也沒有盡力地去幫助董卓阻攔聯軍,而是處於觀望狀態。董卓所掌控的朝廷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狀態,權威墜地。

董卓就像是一個手法粗糙的蒙古大夫,他急於證明自己的醫術,用以毒攻毒的土方給身患重病的患者開了一劑砒霜,結果加速了患者的死亡。

董卓死後,他的部下李傕郭汜在鬥爭中獲勝。雖然二人姿態放得比董卓要低,還派出大臣出使關東,想要憑此挽回朝廷的信譽,但覆水難收,已經跌到谷底的漢室聲望已經難以約束各地諸侯的行為。已經軍閥化的地方官員們所做的也不過是意思意思,不會真的聽令於李郭,而且兩人很快就陷入內鬥當中,他們派出去的使臣最後也遭到袁術的扣留,天下真的到了不知當幾人稱王幾人稱帝的地步。

魯肅對孫權說漢室不可興,指的並非是劉家人不能再做皇帝,而是天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的秩序。豪強勢力在地方的抬頭破壞了舊的秩序,而新的秩序必須將這些人容納在內,和豪強互斥的集權帝國對他們毫無吸引力,所以他們並不想回到兩漢並且事實上大家也沒有條件再回到兩漢,只有能和豪強共存的新體制才是他們所期盼的,誰能做到這一點,誰就有資格走入下一個時代。魯肅能洞察到這一點,是因為他自己就是豪強出身。

曹魏的建立者曹操是一個重視效率的人,他對豪強這種存在自然是談不上什麼好感,一度重拳出擊想要立下馬威,結果遭到大半個兗州的豪強勢力背叛,只剩下三個縣的地盤,這時他才認識到自己並沒有和時勢相對抗的能力,開始探索和豪強的共處之道。

    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並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內亦自疑。
    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

曹操迎奉天子獲取權威,並賦予豪強將軍或中郎將的名號,又劃二三縣為郡作為其勢力範圍。通過正式的官職收編豪強,給予他們正當的軍政權力。

    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谷帛供軍。

    建安初,通舉眾詣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
    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

    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

    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

這無疑是曹操對現實所做出的妥協,後出師表說昌霸曾五次對曹操進行造反,在三國志里也記載了至少有三次,但曹操依然選擇原諒。關中人劉雄鳴兩度落入曹操之手都得到善待。幽州名士田疇多次不肯順從曹操的心意,曹操也不敢怠慢。酒泉人黃華在曹丕繼位初期綁架太守造反,投降後依然官運亨通。對於這種鞭長莫及的叛亂,曹操所控制的朝廷很難像兩漢時期那樣親自發兵去平定,需要高度仰仗豪強甚至是異族的出兵,如果對方願意主動投降自然會獲得優待。

曹魏的地方官員在治理境內時也高度仰仗豪強們在內政和軍事方面進行協作,甚至有王凌這種為了治理地方而不肯放部下進京,最終遭到彈劾的極端案例。
    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
但曹操也並非一味妥協,他通過直接招募人員來進行屯田,並制定極高的稅率,用以充實國用,並以此為根基組建中外軍。而對於各地官員與豪強協作招募的州郡兵,雖然不由朝廷全額承擔軍費,但曹操建立了都督制,派出心腹要員管理這些部隊。為了抑制新軍閥的產生,又建立了質任制,以地方將官和軍戶家屬作為人質,增加其造反時的顧慮。而曹操的後人也繼續完善著都督制,嚴格限制了都督的職權。

毫無疑問,中外軍才是曹魏真正的基石,如果失去了中外軍那麼曹魏朝廷也就沒有了控制四方的本錢。從記載中能夠看出,曹魏的中外軍擁有超然一等的地位,司馬昭伐蜀時,專門出台乙亥詔書,規定州郡將督的封賞不能和中外軍相同。鄧艾招募的涼州兵馬和羌胡健兒雖然屢立奇功,卻鮮有封賞,而鍾會手下的中軍將領雖立下功必得封侯。

    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

同時,曹魏養這支部隊也養得十分吃力。抵禦諸葛亮北伐時因為中軍經常出動,為了供應後勤專門調來了冀州的農丁屯田。司馬懿遠征遼東時,四萬軍隊一年的開銷就給朝廷帶來了很重的負擔。司馬昭時期因為陳泰不輕易求朝廷出動中外軍,還得到了司馬昭的私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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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以為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谷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

    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是時大修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飢弊。帝將即戎,乃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宮室未備,臣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內有役,勢不並興,宜假絕內務,以救時急。"
    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顗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

主要原因還是隨著戰亂遷徙和豪強隱匿,朝廷本身能掌握到的人口數量極少。東漢巔峰時期朝廷掌握的帳面戶口為5647萬,而曹魏滅蜀時,曹魏帳面戶口僅為443萬,不到東漢的十分之一。但在三國統一的這二十年間,全國戶籍增長到了三倍,由此可知各國掌握的人口少得可憐以及戶籍隱匿現象有多嚴重。

    至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戶口之滋殖者也。

    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吳亡時,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 太康元年,平吳,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
    《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

魏蜀吳三國的戶籍人口總和為767萬,而士兵總數在90萬以上,比例接近八比一。東漢時期戶籍和士兵數最多只能達到一百比一,而且不能長時間維持,可以得知魏蜀吳三國的常備兵里完全由朝廷出錢來養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曹魏大臣高堂隆的上疏里稱大臣的俸祿不及東漢時的五分之一,西晉時期三公尚書令的俸祿也只有東漢時期的一半左右,由此可見曹魏乃至西晉朝廷在財政方面都不是很寬裕。而史書上卻有不少記載透露出魏末晉初的官員們享受著奢侈的生活,那他們用來奢侈享受的錢肯定不是來自於俸祿。除開貪污受賄的部分,其他的便是來自於合法收入,比方說食邑、賞賜、田產,連被認為生活清貧的山濤都去占過國家的官田。

    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

    東漢時三公之月俸三百五十斛,光祿大夫之月俸百斛,尚書令之月俸八十斛。

    諸公月不過得俸百五十斛,特進月不過得俸百二十斛,光祿大夫月不過得俸九十斛,尚書令月不過得俸五十斛

    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

    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諡。」

即使用了很多辦法來限制地方都督,但這種僅以中軍為基石的體制無疑還是為新軍閥的產生提供了土壤,等到朝廷權威衰落的一天,他們早晚會應運而生,這就是來自豪強的詛咒。只不過曹魏尚未等到那一天到來,就被司馬家族篡奪了政權。

孫吳的體制又比曹魏更進了一步,因為孫策兄弟早期地盤小兵力少,且名位不足又是逆賊袁術的舊部,很難像曹操一樣用官職軍號來收編豪強,因而雙方經歷了異常激烈的衝突。孫策對反抗者採取了十分殘酷的手段,對於不服自己或者威望可能超過自己的人甚至到了有點神經質的地步,他的死也與其分不開關係。孫權上台後也貫徹了孫策的路線,但隨著孫家兄弟在江東逐步站穩腳,又接受了朝廷的冊封,越來越多的江東大族願意加入孫氏兄弟麾下,例如吳郡的顧陸朱張。

而在面對反對者的聲音時,孫權和他兄長一樣毫不留情。吳郡大族出身的沈友在對孫權表達出尖銳的反對意見後馬上就遭到了處決,沈氏一族在孫權時期沒有一人身居高位,直到孫吳末年才有丹陽太守沈瑩得到任用,到東晉南北朝時期成為了一流高門。

    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剿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

    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舍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

    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己侯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雲『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左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己,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

    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

    嘉料之曰:"策新並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

    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

雖然經歷了諸多曲折,但孫權最終還是和江東大族又尤其是吳郡出身的豪強建立了親密的合作關係,這些人在孫吳的政權中擔任著各種重要官職並擁有相當大的特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壟斷了人事選舉權。

但也因為他們享有如此多的特權,因而對孫吳政權產生了相當大的認同感,當孫權向曹丕稱臣接受吳王的冊封時,孫權手下的文武官員都表現出了極大的不滿,他們已經不再嚮往北方的政權。這種自成一派的自我認同感一直延續到了晉末,陸家後人陸機死前仍在懷念故鄉的華亭鶴唳,顧家後人顧榮也在中原戰亂愈演愈烈之時拒絕了東海王司馬越的徵辟,選擇返回故鄉江東。

    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

    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並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箋,詞甚悽惻。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但在江東大族之外,孫策帶過江的舊部也是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孫策當時沒有條件也沒有資源形成至高無上的話語權,所以採取了一種給部下劃分專屬部隊和地盤的方式,也就是部曲制和封邑制。孫吳的武將們要自己去經營地盤招募士兵籌措軍費,也就是說,當時的孫吳將領們都是一個個的小軍閥,然後大家再一起服從孫策這個大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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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孫吳政權里混出頭的人都有一個特徵,那就是必須做到上馬管軍,下馬管政,因而孫吳的武將謀士在各種記載里大都以文武雙全的形象出現。像賀齊這種早年當縣長時,曾經硬生生憑實力剷除當地豪強的人就非常合孫權兄弟的口味,在孫吳政權下混得風生水起。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

孫權還將掠奪山越的人口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相關記載顯示,孫吳將領們可以直接獲得所掠奪到的人口。三國志記載孫吳在歷次掠奪山越的行動中獲得十三萬戶,三萬零八百人,兵十萬四千,這其中還不包含沒有列出具體數字的行動,而孫吳全國的戶籍也不過五十多萬戶二十多萬兵。

    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余分給諸將。 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

因此,孫吳的豪強力量極其強大,甚至可以說孫吳朝廷本身就是一群豪強在支撐著。賀齊的孫子賀邵當吳郡太守時,因為地域間的糾紛,而去搜捕顧家和陸家等吳郡強族非法藏匿的人口,直接驚動到了陸抗和孫皓,最後事件不了了之。孫吳政權和豪強大族之間原本就形成了不成文的默契,賀邵不可能不知道,他應該清楚自己這麼做不會有什麼實際效果,而是想藉此警告對方不要騎到自己頭上來。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雲「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眾。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然而豪強的力量越大,朝廷自身的力量就越受影響。因而孫吳政權是孫家和幾個大家族共同掌權,皇帝要給予這些家族代代高官厚祿,認可其勢力範圍,甚至於在皇帝缺乏威望時要看他們的臉色。因而皇帝弱勢的時候,不免出現大族間的內鬥。孫權在失去孫登這個精心培養的接班人後便對大臣疑神疑鬼,他扶植魯王勢力可能是想要大族們互相攻訐,削弱其實力,結果最後卻玩砸了。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人幾?」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 皓曰:「盛哉!」

    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將在疆埸,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

孫吳的體制因為和後來的東晉南朝十分相似,因而並稱為南方六朝,同時,這六朝的家族傳承性也很強,許多大族從漢末一直持續到了唐朝。從這個角度來說,孫吳的體制不能算是失敗,甚至可以說是在時局條件下達到了一種穩態,而這種穩態為研究中古時期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假如沒有異族的入侵,在豪強對政權完成侵蝕之後,未必不會變成另一個大型的六朝。

蜀漢的資料較少,因而體制難以深研。按照九州春秋的說法,諸葛亮是通過對荊州流民的戶口登記工作獲得了劉備的重視並讓劉備有了爭雄的資本,所謂如魚得水,當是此意。而從楊洪傳和馬忠傳的記載來看,蜀漢政權至少在劉備時期還保留著相當程度的兩漢軍國體制。

    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

    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

但很明顯,94萬的帳面人口說明了蜀漢的隱戶問題並不比魏吳兩國來得輕,部分蛛絲馬跡也證明了即使是在蜀漢的北部地區,也靠豪強養了不少部隊。

    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

至於南中地區,則明文記載這裡的豪強承擔了北伐中的大量人力物力資源,以至於譙周最後在勸劉禪投降時也提到這一點並讓其小心南中人背叛。
    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

    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

    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
馬謖在諸葛亮南征時提出攻心為上的建議,諸葛亮也在南征時專門下令生擒在當地人里擁有極高威望的孟獲,不但讓其參觀軍陣,而且七擒七縱,目的就是讓孟獲對蜀漢軍隊的強大實力產生認知,讓他懼怕蜀漢的「天威」,不敢發動反叛並且阻攔當地人反叛。此外,孟獲等南中豪強獲得了蜀漢朝廷的任用,南中官員也大量任用當地豪強渠帥,這是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他們的特權,使他們願意為朝廷出資出力,而不是陷入平叛再反叛的泥沼里。

庲降都督張翼因為執法嚴格,造成了當地部落的再次叛亂,很快就被諸葛亮撤換。蜀漢朝廷並不把南中人的叛亂和平叛看作是小事,而是儘量選用能安撫當地人的官員。

    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建興九年,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群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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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開南中,蜀漢也重視北邊的羌胡少數民族,這些異族豪帥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援了蜀漢的北伐。從某種角度上說,姜維可以受到蜀漢朝廷的重用便是因為他在異族當中具備相當的威望,不但蔣琬曾建議朝廷讓姜維去聯絡異族,姜維自己北伐時也有意識地去利用這些人。

    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谷裨軍糧,國賴其資。

    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製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

在竭力藉助巴蜀豪強、南中豪強以及周邊異族的情況下,蜀漢得以以一隅之力養活大量軍隊。但即便如此,蜀漢的軍隊之多還是令朝廷產生了相當重的負擔,並且由於北伐的國策,蜀漢長期擁有兩支以上的常備軍,這更進一步加重了負擔。因而諸葛亮在從建興六年(228)到建興九年(231)這三年間進行了四次北伐之後,要花三年時間來積蓄力量。而姜維重開北伐之後,十年不到就把國家搞殘了。

好在諸葛亮、姜維等身處高位之人鑒於國家所處的困境,以身作則約束自身,來保持清廉的官場風氣。鄧芝身為車騎將軍,靠俸祿生活,家人都不免饑寒,可以看出蜀漢官員的待遇有多低,更能看出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

    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蜀漢的體制是一種特定環境下的非常體制,將對外戰爭的勝利放到首位,它要求當政者德才兼備,前線將領要打勝仗,君臣內部相安無事,哪一環出了問題都會帶來極大的內部矛盾。這註定了蜀漢的體制十分脆弱,難以維繫,甚至可以認為,即使蜀漢真的成功完成了北伐也會逐步放棄先前的體制以謀求長遠,結果脆弱體制下的蜀漢一觸即潰,崩塌得最為徹底。

所謂三國,便是在集權帝國遭遇統治危機,無法再保持這種存在形式後,不同人群尋找不同道路的時代。有人沒有感受到時代的變化想要維護秩序,有人看到了時代的變化想要趁勢而起,有人順應時代的變化隨波逐流,有的人不願順應時代的變化做著恢復往昔的大夢,還有千千萬萬沒有選擇權的人成為這些人追求道路的墊腳石。

當長江水面上的重重鐵索在西晉的浩蕩船隊前灰飛煙滅時,時代似乎給出了它的答案。但四面環伺的五胡強敵和從毛髮到骨髓深入政權的大小豪強,又昭示著這並非是歷史真正的出口。對此時的人們而言,他們還無法預料到未來的帝國將會駛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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