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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國與富民之間

強國與富民之間

西漢初年,國弱民貧,統治者們不得不選擇了無為而治的富民政策,於是有了歷史上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漢武帝在民富後走上強國之路,但也成為了漢朝全面衰落的轉折點。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都經歷了這種盛衰周期

  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都希望強國並富民。不過由於國是自己家的,所以強國之心甚于富民。在他們心中,富民僅僅是手段,強國才是目的。而且,富民往往不是自覺的,是逼出來的,這就是新王朝建立之後被歷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讓步政策”的由來。讀西漢初期的“文景之治”這一段歷史,印証了這一點。

  秦王朝用橫征暴斂、擴張戰爭來實行強國之夢。當時的田租高達產量的三分之二,口賦(人口稅)每人每年1000錢,全國400萬男勞力中300萬被抓去服苦役或兵役。這種以民窮為基礎的強國當然不可以持續下去,秦二世而亡是惟一結果。

  取代秦王朝的漢朝面對的是經過戰爭浩劫、人口銳減、經濟崩潰的局面。據《漢書》記載:“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甚至“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在這種困境之下,哪能談得上強國?當時的有識之士陸賈、賈誼明白這一點,治國之臣蕭何、曹參明白這一點,開國之君高祖劉邦和以後的文帝、景帝都明白這一點。強國必先富民,富民必須“輕徭薄賦”、休養生息、自由放任。這正是西漢初年的黃老無為而治之道為本的讓步政策的社會背景。無為而治不是不想治,而是治不了。讓步是逼出來的。

  從漢高祖劉邦以來的富民讓步政策,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漢文帝所說的“欲為省,毋煩民”。說的通俗一點就是不為強國而增加政府支出,讓百姓正常生活。這種政策的基礎還在于發展生產。封建社會中農業是天下之本,這就有“重農抑末”的政策,“末”是指商業。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最重要,這就要讓更多的人能成為勞動力。例如,讓軍人轉業,按軍功分配田宅和免除徭賦;解放奴隸,每個人可獲得20─30畝土地;對聚保山澤的土匪實行赦免,並給以田宅;鼓勵生育,生孩子可以免除徭役兩年,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峰。這些政策使農業生產恢復並發展。

  鼓勵生產還要輕徭薄賦,即減輕農民負擔。漢高祖時就把人頭稅從每人每年1000錢減為7-14歲每人20錢,15-56歲每人40錢;把田租從三分之二減為十五稅一,景帝時又減為三十稅一,其間文帝時還免除田租十二年。勞役是農民另一項沉重的負擔,漢初把成年男子的服役時間減為每年不得超過30天,文帝時又讓列侯離開長安到分封地就國,以免除“吏卒給輸費苦”,還把服役的次數改為每年一次。

  與此同時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幹預。文帝下詔把原來歸國家的山林川澤開放,允許私人開採礦產,利用並開發漁業資源。在發展農業的同時又採用曹參“勿擾獄市”的建議,即允許商品自由交易。從事鹽鐵的生產與交易取消過關卡所需要的“傳”(憑証),允許自由流動,結果“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用現代的語言講就是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漢初增加生產的同時減少政府支出。一是不大興土木。蕭何修建未央宮的計劃受到劉邦批評,惠帝修長城分期進行,文帝以節儉著稱,倡導節約之風,反對建露台。二是不治陵墓,不許厚葬。三是對外不用兵,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這才有昭君出塞),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南越王趙佗的分裂活動。

  這些富民政策造就了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時代───文景之治,從漢高祖到漢武帝初年的70余年間,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史書稱讚“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史記》中的記載是:“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這與秦王朝和漢初的慘淡狀況形成鮮明對照。

  但是奉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僅僅富民而國不強亦非治國之道。用今天的話來說,僅僅有經濟增長而政府不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社會難以實現和諧發展。文景時的無為而治引起兩個嚴重的後果。一是社會貧富分化嚴重,那些先富起來的大戶進行土地兼並,失去土地者流離失所,加劇了社會矛盾。二是對匈奴的忍讓、和親,使匈奴力量壯大,成為漢朝的威脅。

  這些內憂外患使政治和經濟政策到了必須調整的時候,調整的總目標是從富民走向強國。

  調整政策的使命落在漢武帝身上。漢武帝在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與此相適應,思想上放棄黃老之學,獨尊儒術;在經濟上包括推廣先進的生產工具(鐵制農具與牛耕)和生產技術(代田輪耕制),興修水利,抑制宗強,實行屯田制度,鹽鐵專賣等;在對外上打擊匈奴,團結西域各少數民族政權。這些措施大大加強了國家對政治和經濟的控制。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從自由放任轉向國家幹預。

  但在這種轉變中卻有了司馬光所說的“亡秦之失”,包括政治上的專制和獨裁,軍事上征伐過度,生活上窮奢極欲。想想看,武帝在位54年,戰爭持續達43年,僅僅一個上林苑就周長400余里,園中的奢華自不必言,封禪泰山達6次之多。有多少錢,夠這樣揮霍?所以,武帝被稱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之君,但也是漢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此後漢朝就走向全面衰落了。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都經歷了這種盛衰周期。王朝初期以富民為目的的自由放任形成全盛,但民富之後的強國則成為衰落之始。中國歷史在盛衰之中交替,但社會總體處于停滯狀態。富民往往是被逼出來的,這就造成亂世長于治世。

  現代社會也有富民與強國的問題。不過,我們消滅了封建制度,也就走出了這個歷史周期的怪圈。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同時國家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可以同時實現富民與強國。這是我們現在正在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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